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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我思存小說創作模式探源——從她的幾部長篇愛情小說談起

來源:湖北作家網      發布時間:2014-11-25    作者:李聰聰

匪我思存的小說素來以網絡點擊率高,電視改編率高,銷量高等特點為她的擁躉者們所津津樂道。久而久之,她的名字更是與大陸“悲情天后”的盛譽劃上了等號而變得熠熠生輝。而對于“匪徒”們來說,這個說法顯然過于保守了,他們更希望將評價半徑延伸至整個中國,甚至整個東南亞。據調查顯示,匪我思存小說的讀者群主要由1440歲的女性構成,且多為白領。讀者年齡跨度之大,接受者范圍之廣,使得這一原創言情小說品牌逐漸為市場所認可,并開始形成一種社會現象。

 

匪我思存的愛情小說僅從結構上可以看做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說”的一個新的變體。古代以《玉嬌梨》《平山冷燕》等為代表的小說在主要人物形象的設定上都遵循才貌雙全的基本模式。只是在匪我思存的小說中,“才子”被置換成了富甲一方的公子哥或者是權傾天下的當權派。出身豪門是他們身份的共同注腳。她小說中的男主角,無論是《佳期如夢》中的阮正東,還是《千山暮雪》中的莫紹謙,亦或者是《來不及說我愛你》中的慕容灃都沒能越此藩籬。而女主角孤勇如尤佳期,聰穎如童雪,執著如尹靜琬,都是如花般清麗的女子,她們無不面容姣好,氣質超群。但與以往不同,“才子佳人相見歡”的首要環節在匪我思存的小說中就被做了更改。“佳人”往往是在不情愿或不得已的情況下與“才子”相識:《佳期如夢》中的尤佳期是為了躲避公司進哥哥的胡攪蠻纏而誤打誤撞撈到了阮正東這根救命稻草;《千山暮雪》中的童雪則是擔心舅舅因貪污被判處死刑而受到威逼利誘,委身于他一直渴望逃離的莫紹謙;而在《來不及說我愛你》中,尹靜琬更是為了搭救身陷囹圄的未婚夫許建彰而被納入了慕容灃戲劇化的人生軌道。與此同時,在劇情的設置上作者習慣以高潮開篇,用激烈的戲劇沖突展開劇情,草蛇灰線,細入無間。開頭即高潮的結構方式也進一步消解了“私定終身后花園”的劇情走向,使得情感的發展在曲折的情節中緩慢向前。而傳統“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小人”也被“前任”所代替,在愛恨糾葛的多角戀愛中見證著“佳人”的情感歷程,也牽引著跌宕起伏的劇情。傳統小說中“小人”的設置是為了證明好事多磨,并作為一塊試金石檢驗著男女主人公的愛情,而在表現后者上,“前任”的作用無疑更為明顯。當然,這種新變在更深層次則體現在故事的結局上:傳統的才子佳人小說一般都遵循“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成婚大團圓”的套路,這一模式在匪我思存的小說中幾乎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生離死別,天各一方。劇情往往在愛情發展到白熱化階段時戛然而止。悲劇化的結局方式給故事留下了一連串冒號,讓讀者有無限闡釋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在角色和情節的安排上,作者非但不努力“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反而硬設讀者所不熟悉的人物和場景:人物是“才子”“佳人”,情節多為豪門恩怨,感情則轟轟烈烈。人物與情節的“陌生化”更像是為了滿足讀者的臆想而硬造出來的,惟其不可得,惟其“務虛”,才能滿足讀者長期壓抑的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種種幻想,這也更接近一種“本我”釋放的狀態。

 

 

“虐戀”的愛情表達是匪我思存小說創作的原初底色,也是她建構屬于自己的“才子佳人小說”類型的一個基本框架。這也使得她的小說創作沒能在愛情題材之外拓展一番天地,即使在愛情題材的小說創作中,她的作品也因“虐戀”模式的貫穿而被涂上了統一的色調:悲情。這里所說的“虐戀”不是一種生理學意義上的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心理學意義上的自我防衛機制。這里的“虐”側重于強調帶給讀者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是與普通的戀愛關系相對應而言的。“虐戀”是一種畸形的愛,與一般的愛相比,“虐戀”只有過程沒有結果,是一種可悲的和揪心的愛,這種愛從一開始就導向墮落,導向毀滅。

這種“虐戀”模式,首先在過程上表現出一種病態。這種病態本質區別于“郁達夫”等現代“小資產階級”作家“零余者”的真情流露,它更像是一種無病呻吟,是為了迎合當下部分讀者心理而佯裝出的一種姿態。她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可以說是這種病態過程的締造者。他們大都有著不健全的人格特點,和扭曲病態占有報復的心理,無法正確的認知自我。在《佳期如夢》中,阮正東接近尤佳期的動機只是單純的出于報復,他最要好的兄弟孟和平被尤佳期提出的分手傷透了心,隔著整個太平洋,他聽到孟和平的哭聲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后來,他找機會接近她,送花給她,打電話給她,“你要是一上鉤,我就打算立馬甩了你,替我最好的兄弟報多年前的一劍之仇”。可是作者卻安排阮正東也愛上了這樣一個“既不聰明,又不漂亮,甚至還有點傻乎乎”的女子。而阮正東在開場不久就患上肝癌這一事實更像是一種心理病態在生理上的蔓延,或者說心理病態在生理上的外現。他們倆的愛情之花以復仇為土壤,又缺少“甘霖”的澆灌,終究難以結出飽滿的果實。《千山暮雪》中的莫紹謙,為報殺父之仇將童雪留在自己身邊,期望通過“父債子償”的方式讓童雪生不如死。但作者也同樣安排莫紹謙在不知不覺中愛上童雪。只是較之阮正東,他的愛更加霸道,更加扭曲,并不時以病態的占有呈現出來。值得一提的是,妻子慕詠飛對莫紹謙也是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剝奪式的愛。身體上的控制和占有毋寧說是一種心理上害怕失去和渴望占有的本能反應。生理和心理上的駁詰折射出的是渴望愛而又不能愛的精神困境,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富人階層如夢幻泡影般的心靈空虛和奢靡浮華。到了《來不及說我愛你》中,時間被推移到了亂世,職場換成了戰場,富二代也被只手遮天的大元帥所取代,慕容灃有著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可以在高興時答應尹靜琬把天下雙手奉上,也可以在數年后得知她與別人育有一女時以一個家庭的生命為代價殘忍地毀滅他所得不到的東西。匪我思存的小說往往就是這樣,在頹廢與病態中,散發出悲傷的氣息。

在結局的設定上,匪我思存的小說一般都暗含“人的命由天定”的宿命論觀點。這種愛情觀與病態的戀愛過程一道為“虐戀”模式的構建添磚加瓦。《佳期如夢》的故事如此,《千山暮雪》如此,《來不及說我愛你》也不例外。縱觀這幾部作品,不難發現作者似乎都在強調一種命運的既定性:命運給每個人設定了既有的軌道,個體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在這個軌道上緩慢前行,你可以掙扎,可以反抗,但命運的列車依然在這個軌道上一如既往的行進著,你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接受。與這種愛情觀相適應,作者在寫法上強調一種偶然發生的事件所導致的必然性,她喜歡以離奇偶遇或再遇展開敘事,在時空流轉中自由地穿梭于現在和過去兩個維度,在兩者的間隙中以對比的方式探討愛情得失。但無論外在條件怎樣有利,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怎樣真摯,最終都無濟于事。那些在故事開始時被塑造的神乎其技的豪門子弟縱有通天的本領,依然被命運之手玩弄于股掌之中,通向必然的悲劇結局。他們更像是一類人的象征,這類人通常看起來高高在上,是普通大眾欽羨的對象。他們過著奢華靡麗,錦衣玉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小說告訴我們,即便顯貴如斯,在面對一些事情時依然會無能為力。權傾朝野如慕容灃,榮華富貴唾手可得,權力威嚴冠絕當時,即便他得了天下,在面對自己心愛的女子尹靜琬時,依然束手無策,不僅沒能給她一個正當的名分,還讓這個他一生中最愛的女人在自己的懷抱中含恨而終,從此“生死兩茫茫”,留給自己的只有無盡的遺憾。《千山暮雪》中的“大資本家”莫紹謙,《佳期如夢》中的高干子弟阮正東更是難逃此劫。值得一提的是,在《佳期如夢》等作品中,作者還不忘對自己所秉持的命運觀做著反復的暗示“如果這都是命,那我認命好了”“我自己的命苦,怨不得天,尤不得人”“而現在只要蕭山搖一搖頭,我馬上就會像只螞蟻一般,被命運的手指碾得粉身碎骨”……類似的敘述在匪我思存的小說中并不鮮見。以“命運”為母題的文學創作向來屢試不爽,而且它像一件常穿常新的百變戰甲,不同的人可以穿出不同的效果,即使同樣的人在不同的時間或地點也能穿出不同的韻致。“殺父弒母”的《俄狄浦斯王》能在燦如繁星的西方文學作品中青史留名,《紅樓夢》也能在浩浩湯湯的東方文學長河中永垂不朽。匪我思存作為當代緊趕時尚的潮流小說創作者,或許只是對這些命運觀進行了簡單地轉移和騰挪,卻早已賺足了一眾讀者的眼淚。其實在她小說的題目中就早已經透露出一股股難以言傳的宿命氣息,無論直白如《來不及說我愛你》,還是含蓄似《千山暮雪》《佳期如夢》。“暮雪”也好,“夢”也罷,都作為一組統一的意象群共同書寫著屬于匪我思存的如夢畫卷。

由這樣一種設定支撐起的“虐戀”敘事模式之所以有著廣泛的讀者群,除了讀者對悲劇的感知能力較之喜劇更強之外,還在于很多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會習慣性地進行角色互換,然后將自己置于故事當中,在這樣一種模式中找尋發泄渠道,釋放壓力,或者在別人不完美的愛情中尋找心理平衡。這樣一種看似不盡合理的劇情安排恰好更能滿足那些在現代社會重壓下尋求心靈解放者的內心渴望。我甚至可以覺察到隱藏在這些作品背后的讀者的精神狀態和時代心理。作者寫出了愛的純粹,然后把這些純粹的東西復雜化并一步步地撕裂給讀者看,這樣就給通俗的“才子佳人”模式找到了依附,盡管在藝術手段上依舊乏善可陳,卻在心理上牢牢捕獲了特定的群體。讀者如何不醉心其中?她們一方面會世故地告訴自己故事是假的,另一方面又會天真地做著童話般的美夢,一遍遍地問著自己是孟和平好呢?還是阮正東好?然后掩卷深思,徘徊不定。假作真時真亦假,真假在她們那里似乎不再重要,她們追求的就是那種美得不真實的夢境效果。然后在虛擬的故事中尋求一場美麗的邂逅,期待遇到屬于自己的王子或公主,最后一如故事描述的那樣,在愛情最美的時候戛然而止。省去了那些世俗紛擾生活瑣事,沒有柴米油鹽,沒有洗衣做飯,只留下最精華的部分,剩下的糟粕,她們寧愿在回歸到現實后用眼淚來陪葬。小說為她們提供了一個場所,這個場所遮蔽了日常生活,湮沒了瑣碎和無聊,在那里沒有一地雞毛,沒有煩惱人生,有的只是風花雪月和刻骨銘心的愛情,盡管這種愛情充斥著畸形和病態,又盡管這種愛情是以虐心為代價的。 

 

客觀的說,匪我思存的小說仍然未能跳脫出一般網絡小說創作模式的窠臼。在具體處理手法上似乎也并無新意。我們很難從中看出獨特的文學堅守,想在藝術和思想上大做文章似乎也無從下手。但對待網絡文學,或許我們缺乏了一種必要的天真感,我們很容易看到網絡小說,尤其是網絡言情小說的娛樂性與正統的文學創作之間的罅隙,也傾向于從文學精神或文學藝術的角度去質疑這類作品進入文學視野的可靠性。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匪我思存的小說有屬于她自己的模式和特點,也有其特定的市場,在眾多讀者的簇擁和追捧下,它早已超脫了半成品的范圍,昭示著一類小說的未來。特定的群體托舉著特定類型的小說,對于生活在當代又時刻關注當代文學走向的我們而言,或許不應對此視而不見。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13級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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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我思存小說創作模式探源——從她的幾部長篇愛情小說談起

2014-11-25 00-00-00

匪我思存的小說素來以網絡點擊率高,電視改編率高,銷量高等特點為她的擁躉者們所津津樂道。久而久之,她的名字更是與大陸“悲情天后”的盛譽劃上了等號而變得熠熠生輝。而對于“匪徒”們來說,這個說法顯然過于保守了,他們更希望將評價半徑延伸至整個中國,甚至整個東南亞。據調查顯示,匪我思存小說的讀者群主要由1440歲的女性構成,且多為白領。讀者年齡跨度之大,接受者范圍之廣,使得這一原創言情小說品牌逐漸為市場所認可,并開始形成一種社會現象。

 

匪我思存的愛情小說僅從結構上可以看做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說”的一個新的變體。古代以《玉嬌梨》《平山冷燕》等為代表的小說在主要人物形象的設定上都遵循才貌雙全的基本模式。只是在匪我思存的小說中,“才子”被置換成了富甲一方的公子哥或者是權傾天下的當權派。出身豪門是他們身份的共同注腳。她小說中的男主角,無論是《佳期如夢》中的阮正東,還是《千山暮雪》中的莫紹謙,亦或者是《來不及說我愛你》中的慕容灃都沒能越此藩籬。而女主角孤勇如尤佳期,聰穎如童雪,執著如尹靜琬,都是如花般清麗的女子,她們無不面容姣好,氣質超群。但與以往不同,“才子佳人相見歡”的首要環節在匪我思存的小說中就被做了更改。“佳人”往往是在不情愿或不得已的情況下與“才子”相識:《佳期如夢》中的尤佳期是為了躲避公司進哥哥的胡攪蠻纏而誤打誤撞撈到了阮正東這根救命稻草;《千山暮雪》中的童雪則是擔心舅舅因貪污被判處死刑而受到威逼利誘,委身于他一直渴望逃離的莫紹謙;而在《來不及說我愛你》中,尹靜琬更是為了搭救身陷囹圄的未婚夫許建彰而被納入了慕容灃戲劇化的人生軌道。與此同時,在劇情的設置上作者習慣以高潮開篇,用激烈的戲劇沖突展開劇情,草蛇灰線,細入無間。開頭即高潮的結構方式也進一步消解了“私定終身后花園”的劇情走向,使得情感的發展在曲折的情節中緩慢向前。而傳統“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小人”也被“前任”所代替,在愛恨糾葛的多角戀愛中見證著“佳人”的情感歷程,也牽引著跌宕起伏的劇情。傳統小說中“小人”的設置是為了證明好事多磨,并作為一塊試金石檢驗著男女主人公的愛情,而在表現后者上,“前任”的作用無疑更為明顯。當然,這種新變在更深層次則體現在故事的結局上:傳統的才子佳人小說一般都遵循“落難公子中狀元,奉旨成婚大團圓”的套路,這一模式在匪我思存的小說中幾乎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生離死別,天各一方。劇情往往在愛情發展到白熱化階段時戛然而止。悲劇化的結局方式給故事留下了一連串冒號,讓讀者有無限闡釋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在角色和情節的安排上,作者非但不努力“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反而硬設讀者所不熟悉的人物和場景:人物是“才子”“佳人”,情節多為豪門恩怨,感情則轟轟烈烈。人物與情節的“陌生化”更像是為了滿足讀者的臆想而硬造出來的,惟其不可得,惟其“務虛”,才能滿足讀者長期壓抑的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種種幻想,這也更接近一種“本我”釋放的狀態。

 

 

“虐戀”的愛情表達是匪我思存小說創作的原初底色,也是她建構屬于自己的“才子佳人小說”類型的一個基本框架。這也使得她的小說創作沒能在愛情題材之外拓展一番天地,即使在愛情題材的小說創作中,她的作品也因“虐戀”模式的貫穿而被涂上了統一的色調:悲情。這里所說的“虐戀”不是一種生理學意義上的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心理學意義上的自我防衛機制。這里的“虐”側重于強調帶給讀者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是與普通的戀愛關系相對應而言的。“虐戀”是一種畸形的愛,與一般的愛相比,“虐戀”只有過程沒有結果,是一種可悲的和揪心的愛,這種愛從一開始就導向墮落,導向毀滅。

這種“虐戀”模式,首先在過程上表現出一種病態。這種病態本質區別于“郁達夫”等現代“小資產階級”作家“零余者”的真情流露,它更像是一種無病呻吟,是為了迎合當下部分讀者心理而佯裝出的一種姿態。她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可以說是這種病態過程的締造者。他們大都有著不健全的人格特點,和扭曲病態占有報復的心理,無法正確的認知自我。在《佳期如夢》中,阮正東接近尤佳期的動機只是單純的出于報復,他最要好的兄弟孟和平被尤佳期提出的分手傷透了心,隔著整個太平洋,他聽到孟和平的哭聲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后來,他找機會接近她,送花給她,打電話給她,“你要是一上鉤,我就打算立馬甩了你,替我最好的兄弟報多年前的一劍之仇”。可是作者卻安排阮正東也愛上了這樣一個“既不聰明,又不漂亮,甚至還有點傻乎乎”的女子。而阮正東在開場不久就患上肝癌這一事實更像是一種心理病態在生理上的蔓延,或者說心理病態在生理上的外現。他們倆的愛情之花以復仇為土壤,又缺少“甘霖”的澆灌,終究難以結出飽滿的果實。《千山暮雪》中的莫紹謙,為報殺父之仇將童雪留在自己身邊,期望通過“父債子償”的方式讓童雪生不如死。但作者也同樣安排莫紹謙在不知不覺中愛上童雪。只是較之阮正東,他的愛更加霸道,更加扭曲,并不時以病態的占有呈現出來。值得一提的是,妻子慕詠飛對莫紹謙也是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剝奪式的愛。身體上的控制和占有毋寧說是一種心理上害怕失去和渴望占有的本能反應。生理和心理上的駁詰折射出的是渴望愛而又不能愛的精神困境,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富人階層如夢幻泡影般的心靈空虛和奢靡浮華。到了《來不及說我愛你》中,時間被推移到了亂世,職場換成了戰場,富二代也被只手遮天的大元帥所取代,慕容灃有著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可以在高興時答應尹靜琬把天下雙手奉上,也可以在數年后得知她與別人育有一女時以一個家庭的生命為代價殘忍地毀滅他所得不到的東西。匪我思存的小說往往就是這樣,在頹廢與病態中,散發出悲傷的氣息。

在結局的設定上,匪我思存的小說一般都暗含“人的命由天定”的宿命論觀點。這種愛情觀與病態的戀愛過程一道為“虐戀”模式的構建添磚加瓦。《佳期如夢》的故事如此,《千山暮雪》如此,《來不及說我愛你》也不例外。縱觀這幾部作品,不難發現作者似乎都在強調一種命運的既定性:命運給每個人設定了既有的軌道,個體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在這個軌道上緩慢前行,你可以掙扎,可以反抗,但命運的列車依然在這個軌道上一如既往的行進著,你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接受。與這種愛情觀相適應,作者在寫法上強調一種偶然發生的事件所導致的必然性,她喜歡以離奇偶遇或再遇展開敘事,在時空流轉中自由地穿梭于現在和過去兩個維度,在兩者的間隙中以對比的方式探討愛情得失。但無論外在條件怎樣有利,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怎樣真摯,最終都無濟于事。那些在故事開始時被塑造的神乎其技的豪門子弟縱有通天的本領,依然被命運之手玩弄于股掌之中,通向必然的悲劇結局。他們更像是一類人的象征,這類人通常看起來高高在上,是普通大眾欽羨的對象。他們過著奢華靡麗,錦衣玉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小說告訴我們,即便顯貴如斯,在面對一些事情時依然會無能為力。權傾朝野如慕容灃,榮華富貴唾手可得,權力威嚴冠絕當時,即便他得了天下,在面對自己心愛的女子尹靜琬時,依然束手無策,不僅沒能給她一個正當的名分,還讓這個他一生中最愛的女人在自己的懷抱中含恨而終,從此“生死兩茫茫”,留給自己的只有無盡的遺憾。《千山暮雪》中的“大資本家”莫紹謙,《佳期如夢》中的高干子弟阮正東更是難逃此劫。值得一提的是,在《佳期如夢》等作品中,作者還不忘對自己所秉持的命運觀做著反復的暗示“如果這都是命,那我認命好了”“我自己的命苦,怨不得天,尤不得人”“而現在只要蕭山搖一搖頭,我馬上就會像只螞蟻一般,被命運的手指碾得粉身碎骨”……類似的敘述在匪我思存的小說中并不鮮見。以“命運”為母題的文學創作向來屢試不爽,而且它像一件常穿常新的百變戰甲,不同的人可以穿出不同的效果,即使同樣的人在不同的時間或地點也能穿出不同的韻致。“殺父弒母”的《俄狄浦斯王》能在燦如繁星的西方文學作品中青史留名,《紅樓夢》也能在浩浩湯湯的東方文學長河中永垂不朽。匪我思存作為當代緊趕時尚的潮流小說創作者,或許只是對這些命運觀進行了簡單地轉移和騰挪,卻早已賺足了一眾讀者的眼淚。其實在她小說的題目中就早已經透露出一股股難以言傳的宿命氣息,無論直白如《來不及說我愛你》,還是含蓄似《千山暮雪》《佳期如夢》。“暮雪”也好,“夢”也罷,都作為一組統一的意象群共同書寫著屬于匪我思存的如夢畫卷。

由這樣一種設定支撐起的“虐戀”敘事模式之所以有著廣泛的讀者群,除了讀者對悲劇的感知能力較之喜劇更強之外,還在于很多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會習慣性地進行角色互換,然后將自己置于故事當中,在這樣一種模式中找尋發泄渠道,釋放壓力,或者在別人不完美的愛情中尋找心理平衡。這樣一種看似不盡合理的劇情安排恰好更能滿足那些在現代社會重壓下尋求心靈解放者的內心渴望。我甚至可以覺察到隱藏在這些作品背后的讀者的精神狀態和時代心理。作者寫出了愛的純粹,然后把這些純粹的東西復雜化并一步步地撕裂給讀者看,這樣就給通俗的“才子佳人”模式找到了依附,盡管在藝術手段上依舊乏善可陳,卻在心理上牢牢捕獲了特定的群體。讀者如何不醉心其中?她們一方面會世故地告訴自己故事是假的,另一方面又會天真地做著童話般的美夢,一遍遍地問著自己是孟和平好呢?還是阮正東好?然后掩卷深思,徘徊不定。假作真時真亦假,真假在她們那里似乎不再重要,她們追求的就是那種美得不真實的夢境效果。然后在虛擬的故事中尋求一場美麗的邂逅,期待遇到屬于自己的王子或公主,最后一如故事描述的那樣,在愛情最美的時候戛然而止。省去了那些世俗紛擾生活瑣事,沒有柴米油鹽,沒有洗衣做飯,只留下最精華的部分,剩下的糟粕,她們寧愿在回歸到現實后用眼淚來陪葬。小說為她們提供了一個場所,這個場所遮蔽了日常生活,湮沒了瑣碎和無聊,在那里沒有一地雞毛,沒有煩惱人生,有的只是風花雪月和刻骨銘心的愛情,盡管這種愛情充斥著畸形和病態,又盡管這種愛情是以虐心為代價的。 

 

客觀的說,匪我思存的小說仍然未能跳脫出一般網絡小說創作模式的窠臼。在具體處理手法上似乎也并無新意。我們很難從中看出獨特的文學堅守,想在藝術和思想上大做文章似乎也無從下手。但對待網絡文學,或許我們缺乏了一種必要的天真感,我們很容易看到網絡小說,尤其是網絡言情小說的娛樂性與正統的文學創作之間的罅隙,也傾向于從文學精神或文學藝術的角度去質疑這類作品進入文學視野的可靠性。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匪我思存的小說有屬于她自己的模式和特點,也有其特定的市場,在眾多讀者的簇擁和追捧下,它早已超脫了半成品的范圍,昭示著一類小說的未來。特定的群體托舉著特定類型的小說,對于生活在當代又時刻關注當代文學走向的我們而言,或許不應對此視而不見。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2013級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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