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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古代文學的幾個特點——讀《湖北文學通史》古代部分

來源:文藝評論      發布時間:2016-01-26    作者:王先霈

 

讀了《湖北文學通史》先秦至五代卷和唐代至清代卷,對著者甚感欽佩。撰寫地域文學史頭一個困難是,學術規范要求的敘述對象的確定性和實際上歷來行政區劃的變動性以及文學家行蹤的流動性之間的難以彌合的矛盾。地域文學史寫作怎樣把定研究和敘述的對象,不致游離漂移,同時又不割裂各個時期文學發展的自然流程,不把作家作品從其本人全部創作和所處時代的文學整體中生硬剝離,這是最見著者功力的。“通史”這兩卷的作者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以既理性又通達的態度處理史料,在中國文學史整體背景上考察和論述湖北文學,以對湖北文學歷程的詳實敘寫充實中國文學史。關于作家作品的空間地域歸屬,能作確論的給以清晰表述,尚待探討的介紹學界主要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推論。兩卷“通史”為讀者勾畫出截至晚清的兩千多年荊楚大地文學現象的概貌,讓讀者看到湖北文學在中華文學總體中的位置。對于在各種中國文學史中都講到的大作家,提出了若干新穎的分析;更向讀者介紹全國文學史未能關注到的頗獲鄉曲之譽的中小作家,他們雖然文學成就略遜,在文化史上的意義卻不容忽視,了解他們的存在,才能全面了解地域審美趣味,才能了解各個時代文學分布的格局及其變化。我讀這兩卷,不僅得以溫習和增進許多文學史知識,而且體會到作者對于古來湖北文學理解之同情,從字里行間感受到學理和鄉情的協調融合。
       湖北文學也如其他地域文學一樣,雖然從來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整體性,但讀過兩卷,可以大致抽繹出古代湖北文學具備相對穩定的特色,這些特色對于今天的湖北文學,對于今天的湖北文化,依然可以發揮孳乳哺育之功。
       古代湖北文學有哪些特點呢?從兩卷通史的描述和分析來看,主要有如下三點。
       第一是它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湖北古為荊楚,與宗周的豐鎬、洛邑以及齊、魯、晉、衛等中原之國不同,風氣樸野天然,受到殷周禮制的桎梏少得多。我們讀《左傳》、《國語》,處處可見中原士大夫對夷狄、戎羌的輕蔑和排斥,“通史”先秦部分說,楚人對于蚩尤、共工、夏啟則多有同情。這種開放的心態貫徹在文化、文學之中,“通史”說,“屈原繼承荊楚文化有容乃大的精神,對南北文化各家各派學說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度。”這就使得湖北文學一開始就沒有那種偏頗、拘謹與狹隘,而具有更大的活力,更富于想象力和浪漫精神。
       到了唐宋,一些遭貶謫的落魄潦倒的外來文學家在湖北得到熱情的接納、溫情的撫慰,在良好的文化土壤上結出豐碩的文學之果。比如王禹偁,本是濟州巨野(今屬山東)人,他在黃州不過三年時間,后代卻稱他為王黃州。林和靖《讀王黃州詩集》在頌揚他的文學功業時,也把榮耀加之于黃州:“放達有唐唯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歐陽修本是廬陵郡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在夷陵不過四年,袁枚卻說“廬陵事業起夷陵”。蘇軾本是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在黃州不過五年,“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于東坡,筑雪堂居之”,自號東坡,后世稱之為蘇東坡,詩人蘇東坡而今已譽滿環球。宋人項安世有《雪堂》詩云:“又到黃州舊雪堂,雪堂文字斷人腸。”在黃州的作品是蘇軾詩文中最為感人的篇章。蘇軾的弟弟蘇轍為他作的墓志銘里說,“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呢?“通史”指出,“投閑置散的生活,使他能夠更深刻地體驗社會與人生,湖北的名山勝水,又陶冶了他的本來就開闊的襟懷”,從而進入創作上碩果累累的黃金時期。這么多大詩人在湖北達到他們創作的巔峰絕不是偶然的,證明湖北對于外來文人的創造性的激發力量,證明湖北文化的博大寬廣的胸懷。
       第二,湖北古代文學富于開創精神,創立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學體式,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品種。“通史”引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說,“艾軒(宋代學者林光朝,有《艾軒集》)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倡;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我們還可以補充,宋祁說過,“《離騷》為詞賦之祖,后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人所共知,屈原創立了騷體,如劉勰所說,“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通史”還指出,屈原《九歌》的示范,形成“歌”體,《天問》的示范,形成“問”體,并一一介紹后世對于“問”的摹仿。
       歷來論者對于宋玉有所貶抑,“通史”將宋玉提到了新的高度,專立“宋玉與賦體文學”一章進行了論述,指出,宋玉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繪細膩工致,抒情與寫景結合得自然貼切,其《高唐賦》描寫巫山高大險峻,氣象萬千,細致鋪陳,夸張排比,顯示了與屈賦不同的風格,為漢大賦的產生拉開了序幕。“通史”在這方面的論斷,比之既往的文學史,有著明顯的超越和創新。
       在唐代部分,“通史”指出杜審言的五律音韻調諧,對仗工穩,完成了五律的規范化和定型化,并把七律的規范化大大推進一步,在古代文體發展上有重要地位。
       第三,湖北古代文學與民間文學、民間文化聯系緊密。“通史”指出,中原地區宗教祭祀與世俗王權結合緊,原始色彩淡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詩經》本來大多源于民間,其形式風格卻漸被凝固化。而《漢書·地理志》說:“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信巫鬼重淫祀。“通史”認為,“《九歌》是在楚地巫風大背景下的產物。”王逸《楚辭章句》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祠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大詩人對民間俗曲大膽汲取,加工提煉,創造了“詩三百”以后新的輝煌。
       在內容方面,楚地民間祭祀樂歌多融入愛情的描寫,《九歌》也把愛情表現得纏綿繾綣,凄婉動人。如《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就都帶有民間情歌的真摯和純潔。
       明代李贄和袁宏道大聲疾呼向民間學習,宏道《敘小修詩》說,“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他又說,“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正是由于對民間審美的關愛和尊崇,促進詩文革新,推動了文學的新變。
       使人感到新穎別致的是,“通史”還提出未有結論的問題,引發讀者與撰著者共同思考。比如,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說創作,為什么湖北會“缺席”,為什么那時湖北沒有誕生有影響的通俗小說家。撰著者表示,這一問題的原因十分復雜,希望有興趣的讀者作進一步探討。我在這里補充一點,為什么對于通俗小說理論上最有力的推崇和肯定出于湖北?李贄說,《水滸傳》與《史記》一樣,是“發憤之作”;袁宏道說,《金瓶梅》“云霞滿紙”,這種在當時驚世駭俗的言論為什么出之于湖北?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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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古代文學的幾個特點——讀《湖北文學通史》古代部分

2016-01-26 00-00-00

 

讀了《湖北文學通史》先秦至五代卷和唐代至清代卷,對著者甚感欽佩。撰寫地域文學史頭一個困難是,學術規范要求的敘述對象的確定性和實際上歷來行政區劃的變動性以及文學家行蹤的流動性之間的難以彌合的矛盾。地域文學史寫作怎樣把定研究和敘述的對象,不致游離漂移,同時又不割裂各個時期文學發展的自然流程,不把作家作品從其本人全部創作和所處時代的文學整體中生硬剝離,這是最見著者功力的。“通史”這兩卷的作者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以既理性又通達的態度處理史料,在中國文學史整體背景上考察和論述湖北文學,以對湖北文學歷程的詳實敘寫充實中國文學史。關于作家作品的空間地域歸屬,能作確論的給以清晰表述,尚待探討的介紹學界主要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推論。兩卷“通史”為讀者勾畫出截至晚清的兩千多年荊楚大地文學現象的概貌,讓讀者看到湖北文學在中華文學總體中的位置。對于在各種中國文學史中都講到的大作家,提出了若干新穎的分析;更向讀者介紹全國文學史未能關注到的頗獲鄉曲之譽的中小作家,他們雖然文學成就略遜,在文化史上的意義卻不容忽視,了解他們的存在,才能全面了解地域審美趣味,才能了解各個時代文學分布的格局及其變化。我讀這兩卷,不僅得以溫習和增進許多文學史知識,而且體會到作者對于古來湖北文學理解之同情,從字里行間感受到學理和鄉情的協調融合。
       湖北文學也如其他地域文學一樣,雖然從來不具有嚴格意義上的整體性,但讀過兩卷,可以大致抽繹出古代湖北文學具備相對穩定的特色,這些特色對于今天的湖北文學,對于今天的湖北文化,依然可以發揮孳乳哺育之功。
       古代湖北文學有哪些特點呢?從兩卷通史的描述和分析來看,主要有如下三點。
       第一是它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湖北古為荊楚,與宗周的豐鎬、洛邑以及齊、魯、晉、衛等中原之國不同,風氣樸野天然,受到殷周禮制的桎梏少得多。我們讀《左傳》、《國語》,處處可見中原士大夫對夷狄、戎羌的輕蔑和排斥,“通史”先秦部分說,楚人對于蚩尤、共工、夏啟則多有同情。這種開放的心態貫徹在文化、文學之中,“通史”說,“屈原繼承荊楚文化有容乃大的精神,對南北文化各家各派學說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度。”這就使得湖北文學一開始就沒有那種偏頗、拘謹與狹隘,而具有更大的活力,更富于想象力和浪漫精神。
       到了唐宋,一些遭貶謫的落魄潦倒的外來文學家在湖北得到熱情的接納、溫情的撫慰,在良好的文化土壤上結出豐碩的文學之果。比如王禹偁,本是濟州巨野(今屬山東)人,他在黃州不過三年時間,后代卻稱他為王黃州。林和靖《讀王黃州詩集》在頌揚他的文學功業時,也把榮耀加之于黃州:“放達有唐唯白傅,縱橫吾宋是黃州。”歐陽修本是廬陵郡吉州永豐(今屬江西)人,在夷陵不過四年,袁枚卻說“廬陵事業起夷陵”。蘇軾本是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在黃州不過五年,“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于東坡,筑雪堂居之”,自號東坡,后世稱之為蘇東坡,詩人蘇東坡而今已譽滿環球。宋人項安世有《雪堂》詩云:“又到黃州舊雪堂,雪堂文字斷人腸。”在黃州的作品是蘇軾詩文中最為感人的篇章。蘇軾的弟弟蘇轍為他作的墓志銘里說,“既而謫居于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呢?“通史”指出,“投閑置散的生活,使他能夠更深刻地體驗社會與人生,湖北的名山勝水,又陶冶了他的本來就開闊的襟懷”,從而進入創作上碩果累累的黃金時期。這么多大詩人在湖北達到他們創作的巔峰絕不是偶然的,證明湖北對于外來文人的創造性的激發力量,證明湖北文化的博大寬廣的胸懷。
       第二,湖北古代文學富于開創精神,創立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學體式,豐富了中國文學的品種。“通史”引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說,“艾軒(宋代學者林光朝,有《艾軒集》)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倡;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我們還可以補充,宋祁說過,“《離騷》為詞賦之祖,后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人所共知,屈原創立了騷體,如劉勰所說,“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通史”還指出,屈原《九歌》的示范,形成“歌”體,《天問》的示范,形成“問”體,并一一介紹后世對于“問”的摹仿。
       歷來論者對于宋玉有所貶抑,“通史”將宋玉提到了新的高度,專立“宋玉與賦體文學”一章進行了論述,指出,宋玉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繪細膩工致,抒情與寫景結合得自然貼切,其《高唐賦》描寫巫山高大險峻,氣象萬千,細致鋪陳,夸張排比,顯示了與屈賦不同的風格,為漢大賦的產生拉開了序幕。“通史”在這方面的論斷,比之既往的文學史,有著明顯的超越和創新。
       在唐代部分,“通史”指出杜審言的五律音韻調諧,對仗工穩,完成了五律的規范化和定型化,并把七律的規范化大大推進一步,在古代文體發展上有重要地位。
       第三,湖北古代文學與民間文學、民間文化聯系緊密。“通史”指出,中原地區宗教祭祀與世俗王權結合緊,原始色彩淡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詩經》本來大多源于民間,其形式風格卻漸被凝固化。而《漢書·地理志》說:“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信巫鬼重淫祀。“通史”認為,“《九歌》是在楚地巫風大背景下的產物。”王逸《楚辭章句》說,“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祠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大詩人對民間俗曲大膽汲取,加工提煉,創造了“詩三百”以后新的輝煌。
       在內容方面,楚地民間祭祀樂歌多融入愛情的描寫,《九歌》也把愛情表現得纏綿繾綣,凄婉動人。如《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就都帶有民間情歌的真摯和純潔。
       明代李贄和袁宏道大聲疾呼向民間學習,宏道《敘小修詩》說,“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他又說,“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正是由于對民間審美的關愛和尊崇,促進詩文革新,推動了文學的新變。
       使人感到新穎別致的是,“通史”還提出未有結論的問題,引發讀者與撰著者共同思考。比如,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說創作,為什么湖北會“缺席”,為什么那時湖北沒有誕生有影響的通俗小說家。撰著者表示,這一問題的原因十分復雜,希望有興趣的讀者作進一步探討。我在這里補充一點,為什么對于通俗小說理論上最有力的推崇和肯定出于湖北?李贄說,《水滸傳》與《史記》一樣,是“發憤之作”;袁宏道說,《金瓶梅》“云霞滿紙”,這種在當時驚世駭俗的言論為什么出之于湖北?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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