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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父母權威和家庭倫理——讀彭曉玲的《空巢》

來源:湖北作家網      發布時間:2016-04-07    作者:李魯平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歲是一個轉折點,在這個轉者點,人不僅僅身體可以感知天氣的變化,比如,“五十肩”,也會改變自己對人生和世界的態度,比如,更加容易與命運和解、妥協,不再執著于得失。通俗地說,在五十歲的節點上,人們開始留心和思考“老年”的事情,哪些食物不能再多吃、哪些不能多喝、不能再無節制地消耗生命……這些兩千多年前的人生經驗,今天依然有效。把視線從我們自身轉移出去,面對蕓蕓眾生的泱泱歲月,你看到的不是一個人的人生轉折,而是一個海量群體的人生轉折。截止到2014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占到總人口的15.5%,達到了2.12億。據聯合國統計,到2050年,中國將有近5億人口超過60歲,幾乎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令人深感緊迫的不僅僅是老年人群的劇增和龐大,而是他們尷尬、無奈、辛酸的凄涼境遇。有數據顯示,2000至2010年十年間,中國城鎮空巢老人比例由42%上升到54%,而隨著農村進城務工人數的增加,近幾年農村空巢老人比例由37.9%上升到45.6%。2030年中國的空巢老人將增加到兩億多,占到老人總數的九成。

 彭曉玲的《空巢——鄉村留守老人生活現狀啟示錄》關注的正是空巢老人這一群體的生存現狀和生活質量。作者跋涉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慶、甘肅、河北、廣東八個省市,選擇有典型性的鄉村、鄉鎮,與七十多位老人面對面,走進一個個清冷的房間,傾聽他們或隱忍或坦直的傾訴,記錄和呈現了中國當下空巢老人生動而真實的生活境遇。

《空巢》所寫的七十多位老人講著不同的方言,述說著不同的命運,但通過作者的敘述,我們會發現這些千差萬別的老人生存現狀畢竟折射出一些共性的主題。比如孝道、子女對父母的贍養。“川渝行”中的80歲的曾憲昭,在三個兒子的輪流供養中被小兒子和小兒媳趕出家門,二兒子卻因為自己不能做主,不敢擅自把母親接過去,走投無路的曾憲昭只好住到侄子家中。“慶陽行”中82歲的老人石志孝,不但找女兒要不到一分錢的生活費,女兒還找老人要錢,還要老人幫著還貸款。“河北行”中80歲的延四太,養大了三個高大壯實的兒子,卻只能獨自居住在舊院子里,連摔倒在火爐上都沒人發現。同樣是河北贊皇縣的白大爺,80多歲了不僅要自己勞作,幫女兒撫養兩個外孫,甚至連住處都沒有,只有借鄰居的舊房子住。在《空巢》所寫的70多位老人中,類似這幾位遭遇老無所養境地的老人當然還有。他們都曾相信養兒防老的教條,但最后不管有無兒子,不管有幾個兒子,都沒有過上他們想象的傳統的衣食無憂、精心呵護、幾代同堂、其樂融融的老年生活。甚至連一個干凈、溫暖的住處,一頓熱氣騰騰的可口飯菜都成為了妄想。

 這些老年人的故事表面看起來是養老問題,是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問題,從道德上可以追問子女的贍養責任,從學術上可以探討社會養老保障機制的完善問題,但《空巢》卻向我們表明,事實遠非如此,在復雜而嚴峻的養老形勢背后是中國社會的轉型與重建問題,尤其是父母權威的家庭倫理的重建。《空巢》提供了許多佐證這一點的細節。上述提到的曾憲昭已經80歲了,她的小兒子卻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辱罵母親并將其趕出家門。這不是單純的養老問題,而是父母權威的喪失。在傳統社會和文化中,由于宗族秩序、祭祖、鄉村輿論以及相關信仰的維系,作為子女,對父母的權威和地位是不敢也不能挑戰的,至少是不能毆打或辱罵的。但在半個世紀的社會進程中,祖先的神圣性、父輩的權威、民間信仰、宗族社會等等,或者被解體,或者被批判,或者被抹平。總之,父母不再神圣。河北贊皇80歲的延四太“只能依靠兒子們的接濟,按兒子們的意愿辦”,能活一天就活一天。這個曾經在當地叱咤風云、頗有威信的基層干部,因為不再具有價值,失去了在子女面前的權威。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父母與子女關系中原有的濃厚的倫理屬性不再存在。在傳統的社會里,子女對父母應該是無條件的感恩、孝敬,但現在,子女在思考和履行贍養時,會更加理性,更加關注自我利益。慶陽 82歲的石志孝的女兒就跟他算賬,說他田里的收入足夠了,不需要再給錢。像石志孝的女兒一樣,每一個不積極贍養父母的子女都會找出恰當的理由,比如自己很困難,自己很忙,自己也有子女,等等。他們把父母子女之間的倫理關系轉化為經濟利益關系來考量。這正是社會轉型特別是市場經濟深入社會生活的結果。

 由市場機制推動的社會轉型不僅僅摧毀了傳統的父母權威,也摧毀了父母建立權威的經濟基礎。父母的權威不僅僅來自血緣和宗族,同時也來自父母給子女所能奠定的經濟基礎和發展能力。比如,無論是農村的父母,還是城市的父母,在計劃經濟時代,都不可能為子女創造和留下任何財產,而當時代進入市場經濟后,這些父母已經進入老年。子女從父母和家族、宗族很難得到人生發展所需要的基礎和準備,他們大多數需要靠自己的努力,重新開始。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動之后,在市場經濟影響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體之后,子女們不可能繼續固守在傳統的家庭范圍生活,而是必須投身市場的汪洋大海、自己尋找職業、解決住房乃至后代的教育和成長,等等。這些巨大而本質的變化,注定傳統的社會結構及其賦予家長的權威、神圣等,都將失去效用。在子女看來,他們完全是靠自己開辟了自己的人生,他們無法顧及或很難顧及父母的老年生活。費孝通在《鄉土重建》(1947年)中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有過精辟的概括,“夫婦、父子間的分工合作是人類生存和綿續的基本功能所必須的”,在他看來,完整的社會應該是個人自覺與團體的結合,個體從團體中獲得高度的滿足。在宗族和親屬的集體中,個體是可以獲得生活所必須的滿足的。但隨著工業化和現代技術對“社會完整”的破壞,“社會解組”過程開始,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親屬關系和社會結構已經不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江西高安的朱英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朱英歌的二兒子、三兒子夭折,大兒子溺水死亡,后來老伴又生病撒手人寰,一個家庭只留下她與小兒子相依為命。這樣的家庭結構無法實現家庭成員的合作與互利,小兒子在家庭和家族框架內無法獲得任何人生的支撐,因此他初中畢業便輾轉全國各地打工,30多歲還不能解決生存和婚姻問題,更難在家陪伴和照顧年老的母親。湖北公安縣的羅貽斌,老婆病逝,兒媳婦因家庭貧困,離家出走,兒子灰心意懶、游手好閑,他只得獨自打工撫養孫子。65歲的羅貽斌無法為兒子提供任何開啟人生的東西,他唯一能做的讓孫子吃飽飯、能上學。羅貽斌的兒子更無從看到方向和希望。這是社會結構坍塌和失去效用的生動記錄。盡管如此,在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和轉型中,大多數父母都力盡所能為子女創造點什么,以此確定父母的價值和地位。比如,江西高安的鄧壽春,“有錢舍不得吃用,連病都舍不得治,省來的錢都給兒子在城里買房子去了”。他們從未懈怠,一直奮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當然,作為一個影響全局的重大社會問題,養老問題和空巢現象并不都是子女不孝和子女無力贍養老人,還有許多純粹是因為疾病和貧困;有許多老人并不存在物質和經濟上的困難,僅僅是精神、情感、心理上的孤獨、寂寞。無論哪一種因素,都說明無數老人夢想的養兒防老、居家養老已經被無情打碎。老年化社會快速發展急需盡快完善社會養老保障機制,在《空巢》中,作者介紹了各地養老院床位緊張、收費高昂、飲食服務水平低、專業護理和文化娛樂欠缺,等等令人堪憂的現狀,發現和披露這些現狀體既體現出作家的社會責任,也是對政府和社會履職盡責的警醒。

 老年人群是整個人群當中最脆弱、最需要照顧、最需要關愛的人群,無論是個體,還是社會,在時代急速變革和迅速發展的腳步中,我們都沒有做好面對老年社會到來的準備。在精神上、心理上我們覺得自己還年輕,還沒有到考慮老年問題的時刻,在物質、技術層面上,我們還有很多沒有著手,我們還不是很富裕、不是很發達,我們僅僅才解決溫飽。五十而知天命。中國當代的現代化進程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空巢》以其二十余萬字的凄涼描述提醒我們,是該嚴肅思考“老年”問題的時刻了。特別是如何在社會急劇轉型的關頭,重建父母的權威和家庭倫理。要讓每一個人建立起一種神圣的信念,在年老力衰的父母面前,我們沒有任何借口,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和變化。否則,《空巢》里敘述的每一位老人的晚景,就是未來我們自己的現實。

 

(《空巢》,彭曉玲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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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父母權威和家庭倫理——讀彭曉玲的《空巢》

2016-04-07 00-00-00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歲是一個轉折點,在這個轉者點,人不僅僅身體可以感知天氣的變化,比如,“五十肩”,也會改變自己對人生和世界的態度,比如,更加容易與命運和解、妥協,不再執著于得失。通俗地說,在五十歲的節點上,人們開始留心和思考“老年”的事情,哪些食物不能再多吃、哪些不能多喝、不能再無節制地消耗生命……這些兩千多年前的人生經驗,今天依然有效。把視線從我們自身轉移出去,面對蕓蕓眾生的泱泱歲月,你看到的不是一個人的人生轉折,而是一個海量群體的人生轉折。截止到2014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占到總人口的15.5%,達到了2.12億。據聯合國統計,到2050年,中國將有近5億人口超過60歲,幾乎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令人深感緊迫的不僅僅是老年人群的劇增和龐大,而是他們尷尬、無奈、辛酸的凄涼境遇。有數據顯示,2000至2010年十年間,中國城鎮空巢老人比例由42%上升到54%,而隨著農村進城務工人數的增加,近幾年農村空巢老人比例由37.9%上升到45.6%。2030年中國的空巢老人將增加到兩億多,占到老人總數的九成。

 彭曉玲的《空巢——鄉村留守老人生活現狀啟示錄》關注的正是空巢老人這一群體的生存現狀和生活質量。作者跋涉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慶、甘肅、河北、廣東八個省市,選擇有典型性的鄉村、鄉鎮,與七十多位老人面對面,走進一個個清冷的房間,傾聽他們或隱忍或坦直的傾訴,記錄和呈現了中國當下空巢老人生動而真實的生活境遇。

《空巢》所寫的七十多位老人講著不同的方言,述說著不同的命運,但通過作者的敘述,我們會發現這些千差萬別的老人生存現狀畢竟折射出一些共性的主題。比如孝道、子女對父母的贍養。“川渝行”中的80歲的曾憲昭,在三個兒子的輪流供養中被小兒子和小兒媳趕出家門,二兒子卻因為自己不能做主,不敢擅自把母親接過去,走投無路的曾憲昭只好住到侄子家中。“慶陽行”中82歲的老人石志孝,不但找女兒要不到一分錢的生活費,女兒還找老人要錢,還要老人幫著還貸款。“河北行”中80歲的延四太,養大了三個高大壯實的兒子,卻只能獨自居住在舊院子里,連摔倒在火爐上都沒人發現。同樣是河北贊皇縣的白大爺,80多歲了不僅要自己勞作,幫女兒撫養兩個外孫,甚至連住處都沒有,只有借鄰居的舊房子住。在《空巢》所寫的70多位老人中,類似這幾位遭遇老無所養境地的老人當然還有。他們都曾相信養兒防老的教條,但最后不管有無兒子,不管有幾個兒子,都沒有過上他們想象的傳統的衣食無憂、精心呵護、幾代同堂、其樂融融的老年生活。甚至連一個干凈、溫暖的住處,一頓熱氣騰騰的可口飯菜都成為了妄想。

 這些老年人的故事表面看起來是養老問題,是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問題,從道德上可以追問子女的贍養責任,從學術上可以探討社會養老保障機制的完善問題,但《空巢》卻向我們表明,事實遠非如此,在復雜而嚴峻的養老形勢背后是中國社會的轉型與重建問題,尤其是父母權威的家庭倫理的重建。《空巢》提供了許多佐證這一點的細節。上述提到的曾憲昭已經80歲了,她的小兒子卻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辱罵母親并將其趕出家門。這不是單純的養老問題,而是父母權威的喪失。在傳統社會和文化中,由于宗族秩序、祭祖、鄉村輿論以及相關信仰的維系,作為子女,對父母的權威和地位是不敢也不能挑戰的,至少是不能毆打或辱罵的。但在半個世紀的社會進程中,祖先的神圣性、父輩的權威、民間信仰、宗族社會等等,或者被解體,或者被批判,或者被抹平。總之,父母不再神圣。河北贊皇80歲的延四太“只能依靠兒子們的接濟,按兒子們的意愿辦”,能活一天就活一天。這個曾經在當地叱咤風云、頗有威信的基層干部,因為不再具有價值,失去了在子女面前的權威。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父母與子女關系中原有的濃厚的倫理屬性不再存在。在傳統的社會里,子女對父母應該是無條件的感恩、孝敬,但現在,子女在思考和履行贍養時,會更加理性,更加關注自我利益。慶陽 82歲的石志孝的女兒就跟他算賬,說他田里的收入足夠了,不需要再給錢。像石志孝的女兒一樣,每一個不積極贍養父母的子女都會找出恰當的理由,比如自己很困難,自己很忙,自己也有子女,等等。他們把父母子女之間的倫理關系轉化為經濟利益關系來考量。這正是社會轉型特別是市場經濟深入社會生活的結果。

 由市場機制推動的社會轉型不僅僅摧毀了傳統的父母權威,也摧毀了父母建立權威的經濟基礎。父母的權威不僅僅來自血緣和宗族,同時也來自父母給子女所能奠定的經濟基礎和發展能力。比如,無論是農村的父母,還是城市的父母,在計劃經濟時代,都不可能為子女創造和留下任何財產,而當時代進入市場經濟后,這些父母已經進入老年。子女從父母和家族、宗族很難得到人生發展所需要的基礎和準備,他們大多數需要靠自己的努力,重新開始。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動之后,在市場經濟影響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體之后,子女們不可能繼續固守在傳統的家庭范圍生活,而是必須投身市場的汪洋大海、自己尋找職業、解決住房乃至后代的教育和成長,等等。這些巨大而本質的變化,注定傳統的社會結構及其賦予家長的權威、神圣等,都將失去效用。在子女看來,他們完全是靠自己開辟了自己的人生,他們無法顧及或很難顧及父母的老年生活。費孝通在《鄉土重建》(1947年)中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有過精辟的概括,“夫婦、父子間的分工合作是人類生存和綿續的基本功能所必須的”,在他看來,完整的社會應該是個人自覺與團體的結合,個體從團體中獲得高度的滿足。在宗族和親屬的集體中,個體是可以獲得生活所必須的滿足的。但隨著工業化和現代技術對“社會完整”的破壞,“社會解組”過程開始,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親屬關系和社會結構已經不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江西高安的朱英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朱英歌的二兒子、三兒子夭折,大兒子溺水死亡,后來老伴又生病撒手人寰,一個家庭只留下她與小兒子相依為命。這樣的家庭結構無法實現家庭成員的合作與互利,小兒子在家庭和家族框架內無法獲得任何人生的支撐,因此他初中畢業便輾轉全國各地打工,30多歲還不能解決生存和婚姻問題,更難在家陪伴和照顧年老的母親。湖北公安縣的羅貽斌,老婆病逝,兒媳婦因家庭貧困,離家出走,兒子灰心意懶、游手好閑,他只得獨自打工撫養孫子。65歲的羅貽斌無法為兒子提供任何開啟人生的東西,他唯一能做的讓孫子吃飽飯、能上學。羅貽斌的兒子更無從看到方向和希望。這是社會結構坍塌和失去效用的生動記錄。盡管如此,在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和轉型中,大多數父母都力盡所能為子女創造點什么,以此確定父母的價值和地位。比如,江西高安的鄧壽春,“有錢舍不得吃用,連病都舍不得治,省來的錢都給兒子在城里買房子去了”。他們從未懈怠,一直奮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當然,作為一個影響全局的重大社會問題,養老問題和空巢現象并不都是子女不孝和子女無力贍養老人,還有許多純粹是因為疾病和貧困;有許多老人并不存在物質和經濟上的困難,僅僅是精神、情感、心理上的孤獨、寂寞。無論哪一種因素,都說明無數老人夢想的養兒防老、居家養老已經被無情打碎。老年化社會快速發展急需盡快完善社會養老保障機制,在《空巢》中,作者介紹了各地養老院床位緊張、收費高昂、飲食服務水平低、專業護理和文化娛樂欠缺,等等令人堪憂的現狀,發現和披露這些現狀體既體現出作家的社會責任,也是對政府和社會履職盡責的警醒。

 老年人群是整個人群當中最脆弱、最需要照顧、最需要關愛的人群,無論是個體,還是社會,在時代急速變革和迅速發展的腳步中,我們都沒有做好面對老年社會到來的準備。在精神上、心理上我們覺得自己還年輕,還沒有到考慮老年問題的時刻,在物質、技術層面上,我們還有很多沒有著手,我們還不是很富裕、不是很發達,我們僅僅才解決溫飽。五十而知天命。中國當代的現代化進程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空巢》以其二十余萬字的凄涼描述提醒我們,是該嚴肅思考“老年”問題的時刻了。特別是如何在社會急劇轉型的關頭,重建父母的權威和家庭倫理。要讓每一個人建立起一種神圣的信念,在年老力衰的父母面前,我們沒有任何借口,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和變化。否則,《空巢》里敘述的每一位老人的晚景,就是未來我們自己的現實。

 

(《空巢》,彭曉玲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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