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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鐘撞響:傾聽那厚重久遠的鏗鏘和鳴——黃葉斌文學評論集《為文學生長鼓與呼》讀后

來源:湖北作家網      發布時間:2016-04-28    作者:胡晉鄂

 在寄錢購買這本集子的時候就知道這是一本 “有份量”的書,但書到手后掂量了一下還是有點吃驚,48萬字、23個印張和68元的碼洋,怎么說都是“鴻篇巨制”了。
      序言有五篇,其中張炯先生是我很喜歡也很尊敬的老一輩文學評論家,樊星也是評論大家,在省內的報刊上經常看到他的評論文章,還有網上很活躍很眼熟的元辰版主。
      這五篇序言,都從不同的角度撮其精要的推介和評價了黃葉斌先生的這本評論集。我看完這本集子的全部作品后,覺得不管是學院派或是草根派(如果一定要這要劃分的話),他們的評價都是很中肯的。
      通讀之后掩卷扼腕,擊節感嘆:真不容易!
      在或快或慢或粗或精的閱讀中,文章的特點和風格如同蒼茫逶迤中之河山,陽光穿云而過,霾散霧開,山川河流輪廓漸次清晰,慢慢便立體化地矗立起來。這本評論集,給我較深刻的印象有五。
      一是對評論工作的“敬業精神”和“深徹理解”(張炯)以及“深愛文學、文友”的“佛子之心”(元辰),再加上持之以恒、“上下求索”、“雖九死而不悔”的執著、堅韌之力。
       文學評論工作或評論家是什么?可能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或稱謂,黃葉斌先生形象地將評論家比喻成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裁縫工匠”、于未開拓處發現文學鉆石的“探礦先鋒”和經常遭人白眼的“文化奴仆”。也許這些還沒有窮盡一個評論家應有的稱謂或者說還不夠全面,評論家們也沒有在這個稱謂問題上緇珠必較太過糾結;評論家該做什么和怎么做,黃葉斌先生的理解是值得推崇的,“評論家不是真理的絕對代言人、不是被評對象作品的審判官、也不是主宰作品價值和影響力的廉價推銷員,他只是普通讀者中的一分子,是與作者一起共同完成作品終極價值的鑒賞者,是在閱讀和解析文本時的文學探礦者”。我個人這方面的主張與黃葉斌先生大致相同,從他的詮釋來看,這無疑是他“深徹理解”的功力之所在,也是他的思想論和方法論之一,這種思想和方法貫穿于他的全書之始終,是值得推崇和尊敬的。
       被張炯先生譽為“最有創意”的,也是樊星所呼吁的“關注民間文壇”的部分,是這部評論集的精華之一,元辰先生作為“同一個戰壕的”筆友,則稱他有一顆“深愛文學和文友的佛子之心”,大約也指的主要就是這一塊。容我猜度,專業評論人士的觸角平時難以伸到文學人才生長的最基點,但他們知道安泰不能離開大地,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名作家也是從這些大地的草根中成長起來的。所以,當他們發現這里居然有一位幾十年如一日在基層從事文學象牙塔最基礎的培育者時,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元辰則用有聲有色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事例使榜樣的形象得到立體的升華。
      有神人說: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同理,一個人寫點文學評論并不難,難得是一輩子寫文學評論。幾十年的紙上耕耘,青燈黃卷而禪精竭慮,這不僅需要對文學評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獻身于此的“敬業精神”,而且需要日復一日、永不消褪的激情和“九死不悔”的努力,才能把自己鮮活、奔騰的思想瓜瓞綿綿地碼成一筆一劃的中國漢字。多年的辛勤耕耘,已經使文學評論創作成了他“業余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一種生命狀態”(后記p341)。據我粗略統計,在本集93篇評論文章中,有62篇占三分之二的文章是曾經發表在各種報刊等媒體上的。不知道這是多少耕耘、多少汗水、多少心智才換來的成果,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民間俗語云:沒有犁壞的田,只有累壞的牛。好在黃葉斌先生這頭文學評論之牛在文學的大地上愈耕愈勇,老而彌堅,達到了“不用揚鞭自奮蹄”的境界。
      其二是熟練掌握了文學評論這一文體的方法和技巧,這種能力不僅體現在對個人、單著(作品)的評論上,而且對大型文學活動、對文學門(流)派和區域性的文學思潮(現象)也能高屋建瓴地進行宏觀整體評判。
      文學評論的寫作與別的體裁文章有所不同,它首先要看評論者的閱讀能力,以及通過閱讀而夯實的閱讀經驗,這種能力與經驗的結合獲得的對文學程式深度和范圍的理解、掌控;其次是評論者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學養積淀。
      從本評論集封面勒口的作者簡介中我們可以知曉,黃葉斌先生是時代的文學“弄潮兒”,他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在學術訓練上是有“童子功”的,其后不論在基層或在機關都從事著與文字有關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從上個世紀80年代始,就開始與文學評論結下了不解之緣。多年來他“以欣賞的心態接觸、閱讀、挖掘和揭示之,比較充分而細致地發現的描述出其審美價值與現實底蘊”(后記p343),所以,當我們讀著340多個頁碼的評論文集時,就可以感覺到一種人格魅力和邏輯力量在時刻點醒你:這是個行家!
       構成這部集子的主要內容,大多是對單篇作品和某人作品集的評論,共72篇,占全集的78%;《讀〈蘭臺風韻〉》(系列)、《莫愁湖“青春詩廊”“校園風鈴”欄目作品印象》等評論是對一定范圍內的文學現象和作品風格的集中評判;《鐘祥市鄉土作家群透視》、《武漢作協簽約女作家中篇小說系列印象》,則是對地域性(或地域性中的某些局部區域)的文學現象和流派進行歸納分析;《鐘祥日報“世紀暢想”征文述評》等是對文化活動的講評和綜述。這林林總總的文學活動,其形式和內容、深度和廣度都不一樣,但在評論集中,都有十分貼切而程式各異的文體,中肯獨到的分析和精彩瑰麗的語言,高質量地進行評論。而這些辛勤工作,無疑對被評作者或作品、對地區或流派、對群體或活動,都起著很重要的推廣、促進作用。
       作者對自己的評論技巧(方式方法)一直是要求很高的,他在“后記”中寫道:(由于)“比較重視于邏輯思維的演繹和論證......因而在篇幅上比較長,在語言闡述上顯得有些沉悶和臃腫、拖沓和凝滯。......由于格式化的評論范式影響,有些文章寫得比較拘謹死板,而活潑靈動不足。”這,或許在有些評論中點滴存在。詩人郭小川有詩云:“山中的老虎,美在背,樹上的百靈,美在嘴;咱們林區的工人喲,美在內。” 而評論文章的美也許就美在“辯”。嚴密的邏輯論證、縝密的思辨演繹,范式的相對固定等,舍此那就不是評論文了。當然,在不影響文章評論主旨的前提下,形式上活潑一些,語言上風趣一些,使可讀性更強一些,那當然更好。而這方面,黃葉斌先生也作出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總之,在紛繁蕪雜的各類作品面前,作者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般地閱讀、分析、歸納、評判和論述,“莫不中音”,本評論集中洋洋灑灑的一一篇觀點、例證、語言及結構都屬上乘的評論文章就呈獻在讀者面前。
       第三個特點是,作者具有較高的文藝理論修養,并能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解讀、評判原著,用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的文筆正確表達自己的觀點,激發讀者對原著的興趣并對原著的閱讀提供引導;同時,也對原作品的總結和進一步升華向原作者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建議。
       文學評論是一個理論性較強的作文體裁,崇尚思辨和強調分析,以及作者認為的“邏輯推繹”,因此,評論作者沒有一定的文藝理論和學術素養是很難準確“思辨、分析和推繹”的。黃葉斌先生的評論中,在他盡可能用通俗和平易的口吻論述作品時,可以看到他不失時機地、準確地引用中外文藝理論家的科學理論結論以及文藝思潮和學說的基本公理,這不僅增加了文集的理論色彩,而且使評論更加精煉和有說服力。
       中國文學評論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就是文學評論(批評)的抒情性。“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文心雕龍》)”。我們從集子中看出中國文學批評的這種傳統在作者那里被繼承和光大,無論是評金道行的《我看香草美人》或評陳峻鋒的《三炷香》以及崔云的《云兒飄飄》等等,都可以體察到作者“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閱讀、評論過程。他對所評作品、作者的敬佩、贊頌、體察以及同情,都從自己的筆端汩汩流出,時而湍急,直抒胸臆;時而緩流,曲徑通幽,但這種“生于文之情”是一以貫之于全集始終的。
      這種把西學文學評論中的思辨及邏輯演繹方法與中國古典文學批評中的抒情傳統相結合的方法,使得評論有著較強的理論力量和情感的親和力,評論者得出的分析結論,使被評作品得到一定程度的升華,相信也能被原著作者引為鏡鑒,作為今后的(寫作或修訂時的)重要參考依據。而被評論作品也能引起未能一睹真容的其它讀者的閱讀沖動或相見恨晚之憾。
     “......筆者正置身于作者的‘三炷香’中,主動而欣慰地接受著、感受著、觸摸著、體驗著、同化著、幻覺著:縷縷書香一點點地升騰著、飛旋著、彌漫著,他們化為精魂纏繞著我的五官、輕吻著我的體膚。于是,如飲醇酒韻味綿長,香氣撲鼻七竅頓開;似臨天池神怡,馮虛御風羽化登仙......”(p18)。沒錯,這不是散文,是評論中的一段文字。作者憑著較扎實的文字功底,把通常顯得呆板、作古正經的評論文字寫得聲色并茂、文采飛揚,使讀者在欣賞評論文章層層剝筍、步步為營的辨析的同時,也可享受美文帶來的愉悅,這是留給我的第四個深刻印象。
       有些論者的理論才氣和敘述能力尚可,但文字出來卻面貌可憎,讀同嚼臘。這與作者本身的文字修養功力有關,也可能與出版社編輯的指導思想有關。在很多情況下作者的第一手文字是有自己的風格的,但在編輯的“要求”下卻改得失去個性和風格,成為千人一面的文字“木乃伊”。趙本山曾描述過“春晚”小品預審過堂的情況,當旁觀者都捧腹大笑,甚至笑掉了下巴、笑出了眼淚時,那三幾個掌握作品生死予奪的終審者卻一個個呆坐在那里臉色鐵青。最后審定者一定要用各種非藝術性標準把作品改得如雞肋......。黃葉斌先生這本集子的三分之二都是經過編輯之手后正式刊用過的,但盡管經過有些編輯的“摧花辣手”后,文章中的精彩文字依然俯拾即是,不少華彩樂段仍在堂繞梁。作者在評論陳洪金散文筆法時稱贊道:“(他的)文筆和風格是一朵唯美的妖姬花,是那么地引人注目勾人魂魄令人遐思。他的文字仿佛是一個浸透了云貴高原靈山仙水氣息的魔法師,給人以空靈而超越的回響、生動而飄逸的幻影。(p51)”我認為,將這些詩一般的贊譽“借花獻佛”回贈給寫評論文章的黃葉斌先生也是非常恰當的。
       我還想多褒獎一下作者在精心構思文章題目上的心機和妙手。大凡寫作者都知道這樣一個常識,標題是文章的眼睛。老話也說得好:看報看題,看書看皮,也就是看書的標題。誰都想使自己的文章眼睛明眸動人,顧盼神飛,但真正做到卻談何容易。翻開評論集的目錄,精彩出眾的標題鱗次櫛比,信手拈來即是精品。試舉幾例與諸君共賞,如評歐陽杏逢散文集的標題是:“打工文學:精神堅挺的詩意人生”,不僅概括了作品的寫作范疇,也對打工者的物質創造和精神追求給予了恰當、準確和藝術性的褒獎;再如張靈均的系列散文以山水文化為對象,評論文章冠以題目是:“山水文化:浸潤、敬畏和離殤”,看了評論后才覺得這三個詞真是該文章標題的不二之選,“浸潤”,人類就是逐水而居才有了自身的發展,山水的浸潤養育了我們;“敬畏”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類文明現象,但現當代人(特別是我們中國人)卻喪失了對大自然應有的尊重,對大自然的褻瀆和不恭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曲解和誤讀在一定條件下(或一定意義上)的“人定勝天”,結果正如恩格斯所言:“不要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離殤”在此也正是標題眼睛中的亮點,我喜歡、崇敬這個帶有悲情的詞。面對我們地球的“血液及血管”的污染,面對那些有意或無意參與殺戮河流、湖泊的利益集團和愚氓們,從我們個體的能力上看,確實有無力回天之憾——水體的污染和自凈能力凋萎喪失的那一天,也就是人類滅頂之災的開始。到那一刻,即使投江蹈海,也沒有一滴干凈的水體來蕩滌我們污濁的軀體和屈辱的靈魂,即使上帝也無法再救贖人類。還有如“還原屈原:精神分析下的文化偉人”,“在精致與優雅的河道上漂流”等,都讓人賞心悅目,可拈須品詠再三。如果說有人稍嫌黃葉斌先生的文字有拖沓與重復之累,但標題卻幾乎是字字珠璣,或為不刊之論。在通讀黃葉斌先生的評論集時,也讀到他評論楊孟琪作品中關于文章標題的論述,“某種意義上說,標題是一篇文章的‘文眼’,是誘發讀者閱讀興趣的‘香餌’。(p256)”黃葉斌先生深得個中三昧,諳熟此道并以身作則,對文章標題精雕細琢,使“文眼”更加明澈,“香餌”更加誘人。
       第五、作者的普世價值和人文情懷以及健康的道德觀、價值觀,作為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使作者在一個制高點上牢牢把握了全部評論作品的基調。同時,分寸的把握和適度的隱忍也使本評論集有一種穩健和牢固的風格。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中國當作家難,寫出好的作品更難,當一個好的評論家則難上加難。我感覺黃葉斌先生在長期的評論生涯中,面對眾多的作者和作品,這其中有專業作家和業余作家,業余作家中則來自各行各業各色人等,他都飽含著普世觀點和人文情懷,以平等、公平和理解的態勢楔入,將自己的感情和作者的情緒融為一體;但同時,作為評論家,他始終站在思想的制高點上,把握著評論文章的基調。如評論劉清華文集《愛不卑微》一文中,針對作品中對假丑惡現象的鞭撻,對不正之風的嘲諷,對人性弱點的揭示,對社會陰暗面的批判,一般評論文章都會同仇敵愾,一起喊打,但黃葉斌卻指出:“在某種程度上說,恨是愛的的極端表現或是最高表現形態……,更具有震聾發聵的社會價值和引人思索的思想內涵,……,表達了作者鮮明的愛憎情感和理性思索,體現了作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這樣的評說,有高度但不高亢,有強度但不勉強,有激情但不“糞青”,理性與情感交融,褒獎與鞭策同在,極有分寸感。在不少評論文章中,我還覺察到或明或暗的“隱忍”手法,不管從思想上還是技術上,話說滿了是評論者的大忌,這些在他的評論文章中都照顧得比較周全。
       當我在這本集子的字里行間徘徊之時,評論集中閃爍的思想火花、精煉的語言藝術、精巧的段落結構和不落俗套論述設計,一如當陽玉泉寺的珍珠泉,串串涌泉不時帶著陽光映射的七彩之光,像珍珠一樣四處翻騰而起。我擷其菁華,也結合我個人的喜好,認為上述五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要細細羅列本評論集的優點,即使開出一張長長 的清單,也難免掛一漏萬和存遺珠之憾。
       說點不足也是評論文章的慣例了。元辰在序言中的一句話有點意思——評論這活出刀不見血沒意思,出刀傷人尤其傷了兄弟更沒意思——但我卻有點不太同意這個意思的意思。
       相傳為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一首詩寫得好: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來不去。篡改一下:你說或不說我,優點就在哪里,不增不減/你批或不批我,/缺點還在那里,不來不去。 竊以為只要是言之有理,與人為善,指出文章中的不足或失誤,本身就是評論文章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對被評論作品(作者)的一種真正有實際意義的幫助和尊重—正如高明的外科醫生割除毒瘤,手起刀落,一刀見血,割除了毒瘤,流點血算什么?如果醫生在清除腫瘤的時候還看朋友情面多少留一些,難道這就是不傷朋友之情?問題出在兩個方面,一則遇到二把刀甚至是獸醫,誤讀誤判,該鋸左腿卻把右胯子卸了;二則可能出在被評論人的睿智或氣度上,自視甚高,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木有辦法,隨便啦。好在文藝批評是允許作反批評的,你來我往論上幾個回合,道理也就差不多清楚了。
       在全部閱讀完黃葉斌先生的評論作品后,欽佩之中,也覺得在有些方面我和他的看法、觀點不盡相同。產生這些不同有性格原因,也有社會經歷等原因,其中大多數是無所謂對錯也無所謂好壞的,只是仁、智之見。有一些則是屬于所謂“硬傷”,其中又有自己寫錯或手民誤植,還有一些可能確實誤用了,是值得商榷的,在此也淺析一二并就教于黃葉斌先生和其它方家。
       一、感覺對論主特別是一些稍有名氣的論主缺乏評論家應有的質疑精神和批判鋒芒,行文中有意無意高估了作品的閱讀價值和賦予作品本身并不具備的光環。評論集中第一篇評任蒙散文的審美境界就存在這個問題。任蒙的散文近些年來逐漸被人們所關注,也榮獲過一些較高的文學獎項,說明他的成果還是被大家所認可的,我覺得他的作文視野和作文技巧方面確實大有長進。但黃葉斌先生認為任蒙散文有“強烈的批判精神”(p2)我覺得這所指不明。他的散文中有一些是對古跡、遺址的探訪,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審視,其中有一些看法、觀點不落窠臼和與前人有所不同,對“死老虎”“死蒼蠅”放心大膽地鞭撻一番,這都值得一贊。但這種批判遠遠沒有達到“強烈”的烈度和力度。在閱讀時甚至感覺到每逢關鍵點上他的槍口突然會沒了準星,有時候眼看著他朝皇帝一槍卻刺死了一旁的大臣,該給大臣一槍的時候卻刺中了太監,該給太監一刀的時候卻砍了宮女的腳。也許,楊人猛并不是這樣想的,但他的身分和職業也許對他的創作還是有一定的影響,“身不由己”的無形枷鎖在作品中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可回避的有形翳障。(作品不在身邊無法舉具體例子,但這是我閱讀任蒙作品時感覺很明顯的一種缺憾)。
        在對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的評論中,坦率地說,這篇評論文章立意是很好的,有些評論也很精彩,但把它作為“新寫實”小說并認為小說主人公是“當代大學生的一個楷模”,我實在是沒有看出主人公“楷模”在哪里?方方在塑造這個“典型個案”的同時,回避或忽略了由這種千萬個的“個案”形成的“共性”,是該小說最大的敗筆。雖然生活本身就是“牛奶會有的,面包也會有的”,我們也并不希望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披上一件光明的外衣或拖上一條光明的尾巴。而方方把所有的囧事、倒霉事和偶發事件都“藝術地”“夸張地”集合到一人身上,暗示主人公在當前社會環境下一切努力、奮斗(自強)都是“徒勞”的(“涂自強”),這就不正常了。葉嘉瑩先生在談到如何界定吟誦詩詞時的虛偽時指出:“當你的聲音強弱以及詮釋的表情超過了你對這首詩的感覺或說是感情的時候,就接近虛偽了”(參見席慕容文章《詩心不滅》),大師一言可謂“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我們不管方方的出發點如何善良,如何憤世嫉俗,如何打抱不平,如何企望用語言藝術“替窮人說話”,但用這種帶有糞青情緒和淺薄技巧的人物塑造是不能真正成為“藝術典型”的,只剩下虛情假意,其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以及社會意義都會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黃葉斌在評徐慧莉的散文集《把春天接回家》(p112)中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關鍵是具有一種發現的眼光,將一切負面的、消極的、悲傷的、痛苦的、沮喪的、懊悔的東西的事件轉化為一種自我療傷的藥物,并且能夠從中獲得一種超脫的快意和自慰的欣喜”。這雖然不是同一本書的話題,但這段話作為方方這篇小說不太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再合適不過了。我感覺黃葉斌先生其實也發現或感悟到了這個問題,如p183第二自然段和p184的第一自然段的評論中,只是評論中不愿對方方直接大膽批評,而用正面語言正面論述,對作品中人物塑造不足暗示得太過隱晦(手頭沒有作品,憑印象談)。
      也許是批評得太露骨了文章發表不了,所以干脆“自宮”拉倒。
      評吳閑云的《新說〈金瓶梅〉》(p86)一文中稱“吳閑云的評述,只是還原了書本的本來面目而已,是一次正本清源的開拓之舉吧”。我注意到評論文章寫于2011年。我雖然對《金瓶梅》沒有研究,但也在2011年前看過若干冊評論專著,這“正本清源的開拓之舉”顯然有些過了。對于步入文壇的新秀,多鼓勵一點,戴一點高帽、加點“光環”也無可厚非,但總的來說應恰如其分為好。而對名家名作,評論者天生就應該是一個質疑者(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這個觀點),就是要用高標準來“苛求”這些“人類靈魂工程師”,只看到優點,看不出問題,挑不出毛病,或虛晃一槍,收兵回營,那還要評論干什么? 我覺得評論應該像世界級紀錄片大師、荷蘭人伊文斯所說:我想將你們盡可能地引向遠方,直到你們能理解我的疑慮與信念(參見《讀書》2014.4p144)。
        二、在對某些作品進行分析時,筆觸卻離開了對作品本身的分析評論,而過多地對作者的身世、職業和為人進行評說,使“文論”成了“人論”,而“人論”有時又游離于作品的具體情節之外。“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這是文壇常態。在評論作品時,如果對作者有所了解,那對解析作品是有所裨益的。但這是幫助讀者了解作品的一種“輔料”,不能喧賓奪主。在《朝圣者的文化情緣》(p80)一文中,三段中只有一段寫到作品,而且只占本段落篇幅的約五分之二,其它都是介紹人與事。在評崔云散文集《云兒飄飄》(p63)一文中,作者除在開篇中介紹了作品概況和簡單述評外,后兩個展開的主要段落卻成了人物生活經歷的陳述。雖然原作者的生活經歷與作品有極大的相似度甚至有可能就是自傳體散文,但畢竟“人”與“作品”是有區別的,“形象大于思維”,作品是作家思維和藝術加工的產物,如果形象立得起來,那比作家本人的經歷更具有文學性、典型性,也更能涵蓋生活的豐富內容,給人們以藝術的享受并“寓教于樂”。
        還有一些評論方法也值得商榷、探討。如《社會心理分析的文學讀本》(p147)一文中,沒有結合作品文本的具體情節分析而歸納出“定義”和“意義”(特別是第二節和第四節);《教書匠的副業及其生存境界》(p110)一文中,也撇開所評論的具體文章,就教育和教師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和見解。這也可能是黃葉斌先生在評論方法上的創新嘗試,也未嘗不可。但竊以為這種評論方法吃虧吃力但效果并不太好,或為事倍功半。
        還有一點就是在介紹文章背景時,感覺個別地方有遺珠之憾。如在評介蔡章田的散文集《蘭臺情韻》(p56)中介紹關于“蘭臺”的由來,其實蘭臺的解說有多種,其中最主要的有二:一說蘭臺是中國漢代中央檔案、典籍庫。蘭臺典藏十分豐富,包括皇帝詔令、臣僚章奏、國家重要率律令、地圖和郡縣計簿等,也是當時名儒著述的地方。班固曾為“蘭臺令史”,受詔撰史,故后世亦稱史官為蘭臺。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現在,“蘭臺”一詞已成為用來泛指檔案保管機構和檔案工作的代名詞,檔案工作者也就被稱為“蘭臺人”;檔案新聞叫蘭臺動態,檔案領域有雜志稱《蘭臺世界》。另一說蘭臺就是位于我省鐘祥市郢中鎮中心,為四千年前楚人先祖抗御洪水夯筑的高臺。春秋戰國時期,蘭臺上宮殿輝煌,史稱“蘭臺之宮”,為強大楚國的文化中心(以上兩則均摘自百度)。黃葉斌先生不吝筆墨,把對故鄉之愛盡遣筆端——誰不說俺家鄉好?這當然無可厚非。但蘭臺的前一說也是值得國人驕傲和自豪的處所,在介紹蘭臺時只需一筆即可以捎帶出它蘭臺的出典,可同時使兩個蘭臺并蒂花開,或互為映襯,相得益彰,其重心當然還是在鐘祥蘭臺。
        三、評論文章中引為“觀點例證”的作者本身權威性不夠,因而對自己觀點的支撐力不強,削弱了評論的強度和高度。在文章中引用經典名言既可以強化自己的觀點,也有利于文章的輕松活潑和一定程度的“拓展閱讀提示”。就學術界常識來看,引用文章都應該是在某些方面的佼佼者,他們的成果被公認,這樣的引用才有可能被作為“觀點例證”。也許是我孤陋寡聞,評論集中在p63、p199和p201中分別引用了三位觀點例證的人不知是何方神圣,如果是新起之秀還不為大眾所熟知,也應該加上一個適當的“頭銜”予以“領起”。我也搜狗了一下,完全不著邊際。一位是受人尊敬的已故將軍,另一位則是剛被披露已經去世的“麥琪”(原名李英);一位與詩不搭界,一位雖然寫過詩,但她的“語錄”還遠沒有達到能夠被引為經典、作為觀點例證的程度,p63的那一位在網上連同名同姓的人也沒有(均用搜狗引擎)。
       四、評論作品中還存在一些“硬傷”,有些可能是作者自己電腦輸入時誤打,有些也可能是出版時手民誤植,雖有小疵但也無傷大雅;有些則是觀點本身有誤或對某個詞語的概念理解、運用有誤,這還是需要細細斟酌的。
       1、“民工”≠“農民工”。《打工文學:精神堅挺的詩意人生》(p39)”一文開始就定義錯了。“民工,這個詞語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時期出現的”,“民工,亦稱為農民工,或者打工一族”。如果這樣解釋,這篇評論文章就廢了。我的童年時代是在民工堆里生活過好幾年的,那是上個世紀文革前,在我省一個水利工地的民工大軍的隊伍中。民工的組成絕大多數是當地的(或是鄰縣的)農民,偶爾也有城鎮里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或待分配的學生、復轉軍人等(短期),他們完成某項工程后就解散了(還有些人因家庭需要也可以回去,當兵了可以走人等,具體人數由出民工的地方政府組織調劑),需要的時候再由當地政府出面組織、征調。而“農民工”卻不一樣了,先看看《讀書》雜志2014年第5期楊煉的說法:“什么是‘農民工’?細想想,這詞確實造得突兀:農民和工人,一鄉村一城市,本來隔行如隔山,現在就那么直接‘堆’在一起了。它是什么意思?既農又工?半工半農?時農時工?農工之間,全無語法關聯。”他直指“農民工”的造詞者,“語法觀念淡薄”。我的看法是:這造詞者豈止是“語法觀念淡薄”,而且還是“人文思想貧瘠”,雖然出自名校,但沒有經受人文社科的教育和熏陶,到底還是差那么一截。我這么多年來一直在為這個詞糾結。試問,為什么戰士退伍當了工人不稱為“戰士工”?為什么學生畢業后當了工人不稱為“學生工”?為什么文藝體育工作者退役當了工人不稱為“文體工”?卻偏偏農民當了工人就稱為“農民工”呢?我想了很多很多與“農民工”相同結構的“稱謂”,好幾年了都沒想出來,只到寫這篇文章時才突然想到一個“囚工”(也因此時我曾經的一個領導期滿要出獄了)——沒有活干的時候去坐牢,有活干的時候是工人;工人當不成了還是當牢囚。這種“囚工”與原本的“囚徒”是永遠脫不了干系的。唉!這與被蔑稱為“農民工”的還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農民工”這個稱呼傷了整整一代由農民當上工人的這一大撥人的心,現在居然還出現“二代農民工”的稱呼,這真是有悖人倫,傷天害理到了極點。
     “農民工”雖然表面看起來是個稱謂問題,其實事情并不那么簡單,特別在講究“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我朝。
       希望黃先生能多考察一下民工和農民工這兩個詞在稱謂上、實體上、時間上、語法上、邏輯上特別是人文意義上的云泥之別。
        2、“柔指化鋼”是不正確的縮略詞。“一種惠風洞開社會黑暗閘門的靈巧,一種柔指化鋼的智慧……。(p132)”“思想家往往以柔指化鋼的氣質……,(P191)”“柔指化鋼”應該是來源于西漢劉琨的名句:“何意不煉鋼,化為繞指柔”,千百年來詞義有所轉變,用法有幾種,如“百煉成鋼化指柔”或“百煉鋼化纏指柔”等等,鋼可以化為繞指柔,而“柔指”是不可能“化鋼”的,搞不好會被鋼割傷。
        3、何為“中國版的梭羅河”?“在遠離物欲、喧囂、污染和爭斗的綁架與誘惑中,在追尋中國版的‘梭羅河’的美麗意境中……。(P92)”梭羅河似曾有點印象,查了一下是一首印尼民歌,也譯為“桫欏河”,年輕時聽過(很老的印尼民歌,解放前就有人唱,改革開放后才在中國大陸重現江湖),但歌詞的意境與評論文章中的意境卻大相徑庭。這意境疑與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的名作《瓦爾登湖水》的意境幾近相同,會不會是一時手誤把人名與其作品名弄混了?
        4、帝王會為誰“題贈”?“它是怎樣贏得唐宋兩朝7位帝王的屢次旌表和題贈”(P20),但在歷史文獻中,還沒有發現皇帝給誰“題贈”過什么的,只有“御賜”、“恩賜”、“欽賜”和“特頒”等字眼。這個沒辦法,誰叫他是皇帝呢。
        5、太史公到底是干什么的?“她像一名太史公記錄著家庭的變遷史、心酸事、幸福味,……。(P61)”太史公在歷史上主要是指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有的文章為了區別將司馬談稱為老太史公,但一般指司馬遷。網上查資料“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后,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這有三層意思,一是太史公的官職時間不長,僅司馬父子而已;二是工作范圍比較廣,“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歷法、祭祀等”,有點像現代大機關辦公廳主任的意思;三是自司馬父子后,“公”降為“令”,職能也只是個處理文書的“書記官”了。如此來說,把“太史公”當成后來的“史官”的代名詞是不妥當的。
        6、“超渡”如何“渡過”?“而為了靈魂的超渡和精神的愉悅而發生的事故……。(p166)”這有可能是誤植也可能是誤用,市面上錯的人不少。百度云:超度,原指超越度過。目前,使用較多的領域是在佛教等宗教領域,已經逐漸成為佛教等相關領域的一個專業術語,有“脫離苦難,功德圓滿,到達彼岸”之意。不是在河里用舟船去“渡”,而是超越生死,共同到達涅槃彼岸的“度”。
         7、錢權交易不是商品原則。“其具體表現為:錢權交易的商品原則,權權互利的市儈哲學……。(p158)”“商品原則”實指商品的等價交換原則,這是一條通俗的初級政治經濟學常識,指的是商品交換也就是商品所有者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相互自愿讓渡商品所有權的經濟行為,商品所有者彼此讓渡使用價值和實現價值的過程;而在商品交換中則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無論生產力發展到怎樣的水平,只要交換過程存在,等價交換就是就是一條鐵律。“錢”作為貨幣形式,是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擴大,逐步從商品中分離出來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這里面根本就沒有“權”什么事,政治經濟學中都沒有“權”在商品交換中起什么作用論述。之所以出現錢權交易,是在法制不健全的社會中的違法現象,手握權柄的官人們“以權謀私”。“權”根本不是“商品”這是毋庸置疑的——某些人一定要把它當成商品,所以會犯錯誤所以會坐牢所以會掉腦殼。而“權錢交易”的過程也不是遵循的等價交換原則——盡管有幾分相似,但那是拙劣的模仿而不是像商品交換那樣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客觀規律。
        8、自殺和被殺怎么會是表達“無聲的人生觀宣言”的方式?“許多知識分子卻把社會的理想、人生的信仰、個人的尊嚴和人格的不可調和看得高于一切,往往以生命的消逝(包括自殺和被殺兩種情況)作為個人的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比如屈原以及中國文革時期的老舍、張志新、遇羅克等人……。(p15)”,這個觀點和例證實在不好理解。自殺有幾種情況,一種是個人因各種原因不想活了,自己要死——這還可以說用自殺來“作為個人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另一種是別人讓你死而不得不死(如皇帝賜死),那就不是“自殺”的人發表什么宣言了,而是皇帝發表宣言:看,□□□□,這就是下場!而被殺呢,是自己不愿意死,“被”別人把頭剁了,“生命消逝”對他們來說是一萬個不情愿。對一個不情愿的人或對一個沒料到自己要死的人來說,怎么可能用來“作為個人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呢?相反,這也是掌握生殺予奪的人(或部門)的宣言:看,□□□□,這就是下場!從實例來看,老舍投湖(最典型的還有陳布雷和田家英等)自殺是“表示抗議”或“士可殺不可辱”或“以死明志”等“個人無聲的人生觀宣言”這還說得過去。而和坤被皇帝賜死,他能表達出什么“個人的宣言”呢?至于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張志新和遇羅克等人,完全是錯案冤案,他們當時根本無法表達出“個人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這些人的冤死屈死,若干年后由其他人來總結出各種“意義”、“價值”和“作用”,而逝者本人的“個人宣言”在當時、現在或將來都是無從表達的。
       9、自贖和救贖。這兩個詞在黃葉斌先生的文集中出現過多次,大多用得比較正確的,但也有幾處似用得不甚妥帖。?自贖。泛指自己彌補罪過,自我贖罪。在中國傳統典籍中這個詞一般是實指,即指有犯罪過失或以資財入官贖罪或立功以贖罪。現在有一種車禍的處理可看肇事司機賠償金額的多寡,以及因這種多寡取得受害人的諒解程度來決定最后的處罰,或可看作是肇事司機在一定程度上的“自贖”。當然這個詞現在好像也擴大了內涵用于精神或信仰(缺失)方面,如“精神自贖”或“情感自贖”等。在評《一生兩半》和評方方的小說中還有其它不少地方都用了這個詞,先且不論是否符合詞義本身,感覺有幾個地方用得不知所云。如“打工生活是一種物質和精神自贖的漫長歷練”(p40),“作者以一個普通青年的成長經歷和自贖敗北的典型個案……(p183)”,“主人公涂自強因晚期癌癥而殞命的結局,是否在自贖的悲傷中,給人一種……。”我就弄不明白打工者或農村出來的大學生為什么要“精神自贖”?他們有原罪么?或者在打工時期、讀大學時期犯了什么罪行而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現在良心發現需要“精神自贖”和“物質自贖”?需要給受害者一些補償或戴罪立功以拯救自己的靈魂嗎?這都挨不著邊呀?莫非所有的農民都是前世作孽過多?都是從十八層地獄中偷跑出來重返人世的?想來黃葉斌先生不會作如此判斷吧。P166一段中“只是需要了解一下現代人的精神孤島是如何在蠶食……,也就不難理解人們以各種方式進行的自贖自嘲自殘自虐行為了”,這些人如果還知道“自贖”,就不會發生這些光怪陸離的行為了。救贖。救贖,圣經中把耶穌為解救世人、洗脫世人的罪而獻身叫做救贖。在現代漢語詞典當中,還沒有收錄“救贖”這個詞(筆者注:最新版現漢不在手頭,未檢索)。但在國外許多文學作品當中出現過這個詞。“救贖”是西方思想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理解這個概念是理解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線索。基督教義認為,人類始祖使其罪過傳至后代,致使整個人類都具有原罪,這種原罪和后天犯罪導致人間充滿罪惡,而人類自己解救不了自己(無法自贖?——筆者自問)。在這種情況下,上帝大發慈悲,派遣其獨生子耶穌降臨世間,拯救人類。耶穌基督為了贖世人的罪,甘愿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寶血洗凈世人的罪,這就是“救贖”。所以,救贖源出于有著深刻含義的基督教義,而自贖則出自本土,兩個詞的源出不同,寓意不同,用法不同,不可混淆。同理,文集中出現的“自我救贖”(p64等)是一種想當然的“人為構詞”,其能指(語法和邏輯關系形成的詞形)是不正確的,而所指(想反映的事實情況)因能指不明也根本無法表達出實際境況。毋庸諱言,我們也陸續看到現在有些文藝作品中也使用了并非基督教義上的救贖,他們使用得是否正確,是否亂用和濫用,我不敢妄加猜測和評論,但救贖的出處何在?本意何在是值得了解并正確甚至是精準的運用的。
       10、潘金蓮到底“婚”了幾次?“(潘金蓮)終于毫無牽掛地投入到西門慶的懷抱——哪怕只是五太太的身份,盡管有過與張大戶武大郎的兩次婚史。(p87)”初看到時愣了一下,金蓮這娘們到底結了幾趟婚我也不太清楚,只是感覺有點不對。搜了一下,金蓮是“婚”過兩次,前夫大郎,后夫就是西門大人。至于張大戶與金蓮那只是傳說中有一腿,沒過門,那應該不算結婚。所以,金蓮下嫁大郎時是初婚,再嫁西門慶時只有過一次婚史。
       11、恨是愛的異化么?“異化”在文集中也是一個高頻詞。這個詞曾在中國引發過一場政治風波,現在社會政治領域似乎比較少用了。本文集中有些地方也似用得不太準確,試舉兩例:“在某種程度上說,恨是愛的極端表現或是最高表現形態,是對愛的異化(p117)”,“這是一種與時俱進的適應改變,還是一種數祖忘典的人文異化(p189)”。從文中的前后意思上看,這都不是異化,是一種變化(變型、變形)。異化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異化作為社會現象同階級一起產生,是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從而使人的個性不能全面發展,只能片面甚至是畸形發展;而異化必將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會分工的最終消滅而消亡。上面這段解釋,也出現在黃先生文集的p135中(大同小異),但具體運用“異化”一詞時,給人以“大詞小用”的感覺。如愛與恨本身是與生俱來、相生相伴的,在階級出現前或消亡后,愛恨情仇依舊是會存在的,不存在誰異化誰或誰是誰異化的結果;人文或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珍視,是對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的主體和客體都是人(都是人的能動性發揮作用),不同的社會人類或不同的階級,對人文精神的詮釋可能不盡相同(有變化),但不同的階級(層)對人文精神也有共同理解和共同承認的交集,換句話說,人文精神是一種客觀現象,如果有人把人文精神的經念歪了,那就不是人文精神而是其它什么精神。這不是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中形成的“異己力量”,是不會形成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異化”。我個人更感覺到“異化”是社會科學中一個比較專用的術語,反映在不同社會勞動條件下人與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之間產生的相互關系,是一種科學的、抽象的分析和界定,在日常具象工作生活中是不會遇到什么“異化”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都是一些變化、變形(變型)甚至“變態”,與社會科學名詞中的“異化”無涉。
       12、二律背反與悖論。這是兩個容易被混淆的詞。本評論集中也有幾個地方看起來用得不太貼切。“在情欲誘惑與理性堅守的選擇中,小說主人公始終面對著以下幾種二律背反的艱難煎熬(p158)”。我覺得那幾種“煎熬”一個都不是“二律背反”,只是主人公面對“正確與錯誤”的選擇,而他在這個選擇中還有一息“靈與肉”的對話與掙扎。“二律背反”是18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的哲學基本概念,指雙方各自依據普遍承認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公認為正確的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沖突。這個比“異化”要好懂:一個事情,你做也是對的,不做也是對的——這個對與錯不是某個人的看法而是“規律”公認為正確的,但這兩個“正確”之間有矛盾沖突。當年在課堂上我的老師舉了一個通俗淺顯的例子:兩輛完全相同的車以相同的車速行駛在兩條很窄但等寬的路上(不存在支路干路之別),分別由南往北和由東往西,在十字路口相逢,路口沒有紅綠燈,沒有交通警察。這就是一個二律背反的現象。駕車的雙方都沒有錯,都是正確的,但這兩個正確的命題出現了矛盾沖突——要撞車。這則二律背反矛盾事例的解決方法是雙方或者一方作出讓步,或者撞車——撞車(極端的方法)也是解決二律背反矛盾的一種方法。
       評論集中p166的用法也值得商榷:“面對社會生活的潛規則,是適應著進入參與,還是堅挺地對立抗衡?這個二律背反的命題,著實讓人糾結頭痛。”所謂適應著參與“社會生活的潛規則”,就是自降道德標準或觸碰法律底線,這明顯是不正確的命題;與“社會潛規則”堅挺地對立抗衡,雖然有一定的難度,但明顯是道德和法律所要求的,是每一個社會公民都應該遵守的,這二者之間的矛盾顯然不是“二律背反”而是正確與謬誤的抗衡。
       悖論也是作者喜歡用的一個詞,有幾個地方也感覺用得不甚準確。如p149中“也就不能理解這樣一種社會悖論了:當普通老百姓面對腐敗的丑惡時,就會詛咒痛斥,而一旦他擁有一定職權后,便會得志猖狂,效尤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是“悖論”,只是一種社會現象,臺下所言與臺上所為“相悖”(悖:混亂、相沖突、違背道理),但“相悖”不是“悖論”,悖論是兩個命題相矛盾但又能各自“自圓其說”,指在邏輯上可以推導出互相矛盾之結論,但表面上又能自圓其說的命題。悖論的粗淺概念可參考比較經典的說謊者悖論、理發師悖論和唐吉訶德悖論等。
       13、中國的封建帝制有幾千年?在《歷史記憶的京韻綻放》一文中:“……前者代表著五千年封建帝制的沒落、腐朽與衰亡,后者代表著新的文化……(p260)”。我們說中國歷史悠久,上下五千年,這是習慣性的表達,象征著中國文化歷史的久遠。但中國封建社會卻沒有這么長。按照我國傳統的史學研究比較一致的結論,認為封建社會是從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1921年初)成立中華民國,有將近2400年的歷史。
       14、阿Q什么時候“自慰”過?“善良的人們只好把未來的愿景寄托于一種虛無縹緲的精神幻覺和阿Q式的自慰自欺之中了(p125)”。自慰,過去稱為手淫,民間有稱打飛機、打手銃、擼管等(多用于描述男性的自慰)多種說法。因為自慰的方法有很多種,而且并不一定非用手不可,加上“淫”在中文為貶義詞,而“自慰”基本上還算是正常的性行為,所以現在不稱“手淫”而代之以科學的稱呼為“自慰”。魯夫子的《阿Q正傳》早年讀過多遍,印象中阿Q喜歡吳媽,并向吳媽表白想跟她困覺;也摸過小尼姑一把,還好沒根據地猜想:和尚摸得……。阿Q擅長的是精神勝利法,玩的是形而上,雖然這大法中有自我安慰之功效,但他絕沒有與形而下結合起來,讓自己在精神勝利的時候生理上也舒服一把,這也許是魯迅先生的一個敗筆。開玩笑了。寫到此想說明的是“自我安慰”絕不能縮略成“自慰”,就像馬季先生相聲段子中所說:上海吊車廠職工是不能簡稱為“上吊職工”一樣。評論集中的“自慰”一詞出現在不少地方(也有運用正確的),這是需要甄別和加以注意的。
      15、用筆“討伐生活”意欲何為?“也許是一種無奈之舉,既要以寫作的姿態奉養家人維持小康水平(用作者的話說,就是‘用一只筆討伐生活’)……”(p141);“在寫作目的和或寫作心理上,大概也有幾種思考和選擇:用筆討伐生活為一種職業……”(p238)。看到第一處這樣寫以為是筆誤或誤植,但文集中兩處出現用筆“討伐生活”,這就說明有點問題了;第一例是引用原作者的話,所以還不知道誰是“討伐生活”的始作俑者。從文意來看,似乎是把寫作當成一種“謀生”的手段,也就是“討生活”,即尋求生路;過活。清李調元 《誥授中憲大夫永定河道韞山陳公墓志銘》:“公忽謂余曰:‘吾父母春秋高,急須祿仕,大丈夫要當赤手博功名,安能從文字間討生活乎?’”(引自百度)。而討伐則是出兵征討和出兵攻打的意思,用筆討伐生活是對生活中的一切不合理現象“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口誅筆伐。這“討”與“討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樣的。“討”是可以用字換米收得三五斗,聊補無米之炊(現在也可以“討”成大款,如小四等人);討伐生活則面臨無法估量的付出和無比慘重的代價,如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的幾十萬右派等人。借用一句網絡語言:(用筆討伐生活)這到底是想鬧哪樣?
       16、考量是大陸原生的一個老詞,我還以為是臺灣媒體發明的新詞。“考量”指思考衡量,本意是對一件事情和對事態的進展,反復斟酌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判斷。一般用于書面語,口語中也經常用到。李大釗《國民之薪膽》:“我國政府猶聲稱未經承認之條款,尚可再加考量,而日本雷厲風行之最后通牒,已于五月六日電寄北京矣。”考量這個詞語是流行于20世紀40年代,1949年以后大陸用“考慮”,在臺灣地區還一直習慣使用至今(引自百度)。如果上面的解釋是正確的,那p70中一段“20年如一日地在文學的朝圣路上筆耕不輟,則更是一種意志的考量與精神的執著”,這里的“考量”是用得不正確的,或更像是“考驗”或“測量(衡量)”?
       17、還有一些看起來也是“硬傷”,但明顯是手民誤植,如p44文中“揚清擊濁”應為“揚清激濁”,p247“我們知識”應為“我們知道”,p152“一賭為快”應為“一睹為快”,p283“苞谷摻兒”應該是“苞谷糝兒”,p36“摞下話筒”應為“撂(或擱)下話筒”等等,我沒有統計這些手誤或誤植,但目測遠沒有達到萬分之三的允許差錯率。這些誤植的“小硬傷”都是著作的常客,作者想方設法將它們趕盡殺絕但它們總會有幾個幸免于難,著實無奈。
       這部集黃葉斌先生30余年之創作心血的大作,著實不易,在這座辛勤勞作壘成的于個人創作道路上有著里程碑意義的大著之山上,其不足與小疵也是高山之一抔,確實是白璧微瑕和微不足道。我們看到的正是他不遺余力并長期堅持不懈地為文學生長“鼓與呼”,也看到因了他的“鼓與呼”而拓展了成長空間的文學園地春意盎然。正所謂黃鐘大呂,為文學生長鼓與呼;蘭臺花開,傳惠風馨香及郢中。
        從文集的后記中推測,黃葉斌先生今年好像是花甲重綻放,如所猜不虛,謹以曹丞相詩相贈: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從歲時上論,先生也正值進入創作的金秋之季,先生如椽大筆當不負時節,生命之泉不竭,評論之花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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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鐘撞響:傾聽那厚重久遠的鏗鏘和鳴——黃葉斌文學評論集《為文學生長鼓與呼》讀后

2016-04-28 00-00-00

 在寄錢購買這本集子的時候就知道這是一本 “有份量”的書,但書到手后掂量了一下還是有點吃驚,48萬字、23個印張和68元的碼洋,怎么說都是“鴻篇巨制”了。
      序言有五篇,其中張炯先生是我很喜歡也很尊敬的老一輩文學評論家,樊星也是評論大家,在省內的報刊上經常看到他的評論文章,還有網上很活躍很眼熟的元辰版主。
      這五篇序言,都從不同的角度撮其精要的推介和評價了黃葉斌先生的這本評論集。我看完這本集子的全部作品后,覺得不管是學院派或是草根派(如果一定要這要劃分的話),他們的評價都是很中肯的。
      通讀之后掩卷扼腕,擊節感嘆:真不容易!
      在或快或慢或粗或精的閱讀中,文章的特點和風格如同蒼茫逶迤中之河山,陽光穿云而過,霾散霧開,山川河流輪廓漸次清晰,慢慢便立體化地矗立起來。這本評論集,給我較深刻的印象有五。
      一是對評論工作的“敬業精神”和“深徹理解”(張炯)以及“深愛文學、文友”的“佛子之心”(元辰),再加上持之以恒、“上下求索”、“雖九死而不悔”的執著、堅韌之力。
       文學評論工作或評論家是什么?可能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或稱謂,黃葉斌先生形象地將評論家比喻成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裁縫工匠”、于未開拓處發現文學鉆石的“探礦先鋒”和經常遭人白眼的“文化奴仆”。也許這些還沒有窮盡一個評論家應有的稱謂或者說還不夠全面,評論家們也沒有在這個稱謂問題上緇珠必較太過糾結;評論家該做什么和怎么做,黃葉斌先生的理解是值得推崇的,“評論家不是真理的絕對代言人、不是被評對象作品的審判官、也不是主宰作品價值和影響力的廉價推銷員,他只是普通讀者中的一分子,是與作者一起共同完成作品終極價值的鑒賞者,是在閱讀和解析文本時的文學探礦者”。我個人這方面的主張與黃葉斌先生大致相同,從他的詮釋來看,這無疑是他“深徹理解”的功力之所在,也是他的思想論和方法論之一,這種思想和方法貫穿于他的全書之始終,是值得推崇和尊敬的。
       被張炯先生譽為“最有創意”的,也是樊星所呼吁的“關注民間文壇”的部分,是這部評論集的精華之一,元辰先生作為“同一個戰壕的”筆友,則稱他有一顆“深愛文學和文友的佛子之心”,大約也指的主要就是這一塊。容我猜度,專業評論人士的觸角平時難以伸到文學人才生長的最基點,但他們知道安泰不能離開大地,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名作家也是從這些大地的草根中成長起來的。所以,當他們發現這里居然有一位幾十年如一日在基層從事文學象牙塔最基礎的培育者時,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元辰則用有聲有色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事例使榜樣的形象得到立體的升華。
      有神人說: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同理,一個人寫點文學評論并不難,難得是一輩子寫文學評論。幾十年的紙上耕耘,青燈黃卷而禪精竭慮,這不僅需要對文學評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獻身于此的“敬業精神”,而且需要日復一日、永不消褪的激情和“九死不悔”的努力,才能把自己鮮活、奔騰的思想瓜瓞綿綿地碼成一筆一劃的中國漢字。多年的辛勤耕耘,已經使文學評論創作成了他“業余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一種生命狀態”(后記p341)。據我粗略統計,在本集93篇評論文章中,有62篇占三分之二的文章是曾經發表在各種報刊等媒體上的。不知道這是多少耕耘、多少汗水、多少心智才換來的成果,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民間俗語云:沒有犁壞的田,只有累壞的牛。好在黃葉斌先生這頭文學評論之牛在文學的大地上愈耕愈勇,老而彌堅,達到了“不用揚鞭自奮蹄”的境界。
      其二是熟練掌握了文學評論這一文體的方法和技巧,這種能力不僅體現在對個人、單著(作品)的評論上,而且對大型文學活動、對文學門(流)派和區域性的文學思潮(現象)也能高屋建瓴地進行宏觀整體評判。
      文學評論的寫作與別的體裁文章有所不同,它首先要看評論者的閱讀能力,以及通過閱讀而夯實的閱讀經驗,這種能力與經驗的結合獲得的對文學程式深度和范圍的理解、掌控;其次是評論者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學養積淀。
      從本評論集封面勒口的作者簡介中我們可以知曉,黃葉斌先生是時代的文學“弄潮兒”,他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在學術訓練上是有“童子功”的,其后不論在基層或在機關都從事著與文字有關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從上個世紀80年代始,就開始與文學評論結下了不解之緣。多年來他“以欣賞的心態接觸、閱讀、挖掘和揭示之,比較充分而細致地發現的描述出其審美價值與現實底蘊”(后記p343),所以,當我們讀著340多個頁碼的評論文集時,就可以感覺到一種人格魅力和邏輯力量在時刻點醒你:這是個行家!
       構成這部集子的主要內容,大多是對單篇作品和某人作品集的評論,共72篇,占全集的78%;《讀〈蘭臺風韻〉》(系列)、《莫愁湖“青春詩廊”“校園風鈴”欄目作品印象》等評論是對一定范圍內的文學現象和作品風格的集中評判;《鐘祥市鄉土作家群透視》、《武漢作協簽約女作家中篇小說系列印象》,則是對地域性(或地域性中的某些局部區域)的文學現象和流派進行歸納分析;《鐘祥日報“世紀暢想”征文述評》等是對文化活動的講評和綜述。這林林總總的文學活動,其形式和內容、深度和廣度都不一樣,但在評論集中,都有十分貼切而程式各異的文體,中肯獨到的分析和精彩瑰麗的語言,高質量地進行評論。而這些辛勤工作,無疑對被評作者或作品、對地區或流派、對群體或活動,都起著很重要的推廣、促進作用。
       作者對自己的評論技巧(方式方法)一直是要求很高的,他在“后記”中寫道:(由于)“比較重視于邏輯思維的演繹和論證......因而在篇幅上比較長,在語言闡述上顯得有些沉悶和臃腫、拖沓和凝滯。......由于格式化的評論范式影響,有些文章寫得比較拘謹死板,而活潑靈動不足。”這,或許在有些評論中點滴存在。詩人郭小川有詩云:“山中的老虎,美在背,樹上的百靈,美在嘴;咱們林區的工人喲,美在內。” 而評論文章的美也許就美在“辯”。嚴密的邏輯論證、縝密的思辨演繹,范式的相對固定等,舍此那就不是評論文了。當然,在不影響文章評論主旨的前提下,形式上活潑一些,語言上風趣一些,使可讀性更強一些,那當然更好。而這方面,黃葉斌先生也作出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總之,在紛繁蕪雜的各類作品面前,作者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般地閱讀、分析、歸納、評判和論述,“莫不中音”,本評論集中洋洋灑灑的一一篇觀點、例證、語言及結構都屬上乘的評論文章就呈獻在讀者面前。
       第三個特點是,作者具有較高的文藝理論修養,并能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解讀、評判原著,用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的文筆正確表達自己的觀點,激發讀者對原著的興趣并對原著的閱讀提供引導;同時,也對原作品的總結和進一步升華向原作者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建議。
       文學評論是一個理論性較強的作文體裁,崇尚思辨和強調分析,以及作者認為的“邏輯推繹”,因此,評論作者沒有一定的文藝理論和學術素養是很難準確“思辨、分析和推繹”的。黃葉斌先生的評論中,在他盡可能用通俗和平易的口吻論述作品時,可以看到他不失時機地、準確地引用中外文藝理論家的科學理論結論以及文藝思潮和學說的基本公理,這不僅增加了文集的理論色彩,而且使評論更加精煉和有說服力。
       中國文學評論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就是文學評論(批評)的抒情性。“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文心雕龍》)”。我們從集子中看出中國文學批評的這種傳統在作者那里被繼承和光大,無論是評金道行的《我看香草美人》或評陳峻鋒的《三炷香》以及崔云的《云兒飄飄》等等,都可以體察到作者“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閱讀、評論過程。他對所評作品、作者的敬佩、贊頌、體察以及同情,都從自己的筆端汩汩流出,時而湍急,直抒胸臆;時而緩流,曲徑通幽,但這種“生于文之情”是一以貫之于全集始終的。
      這種把西學文學評論中的思辨及邏輯演繹方法與中國古典文學批評中的抒情傳統相結合的方法,使得評論有著較強的理論力量和情感的親和力,評論者得出的分析結論,使被評作品得到一定程度的升華,相信也能被原著作者引為鏡鑒,作為今后的(寫作或修訂時的)重要參考依據。而被評論作品也能引起未能一睹真容的其它讀者的閱讀沖動或相見恨晚之憾。
     “......筆者正置身于作者的‘三炷香’中,主動而欣慰地接受著、感受著、觸摸著、體驗著、同化著、幻覺著:縷縷書香一點點地升騰著、飛旋著、彌漫著,他們化為精魂纏繞著我的五官、輕吻著我的體膚。于是,如飲醇酒韻味綿長,香氣撲鼻七竅頓開;似臨天池神怡,馮虛御風羽化登仙......”(p18)。沒錯,這不是散文,是評論中的一段文字。作者憑著較扎實的文字功底,把通常顯得呆板、作古正經的評論文字寫得聲色并茂、文采飛揚,使讀者在欣賞評論文章層層剝筍、步步為營的辨析的同時,也可享受美文帶來的愉悅,這是留給我的第四個深刻印象。
       有些論者的理論才氣和敘述能力尚可,但文字出來卻面貌可憎,讀同嚼臘。這與作者本身的文字修養功力有關,也可能與出版社編輯的指導思想有關。在很多情況下作者的第一手文字是有自己的風格的,但在編輯的“要求”下卻改得失去個性和風格,成為千人一面的文字“木乃伊”。趙本山曾描述過“春晚”小品預審過堂的情況,當旁觀者都捧腹大笑,甚至笑掉了下巴、笑出了眼淚時,那三幾個掌握作品生死予奪的終審者卻一個個呆坐在那里臉色鐵青。最后審定者一定要用各種非藝術性標準把作品改得如雞肋......。黃葉斌先生這本集子的三分之二都是經過編輯之手后正式刊用過的,但盡管經過有些編輯的“摧花辣手”后,文章中的精彩文字依然俯拾即是,不少華彩樂段仍在堂繞梁。作者在評論陳洪金散文筆法時稱贊道:“(他的)文筆和風格是一朵唯美的妖姬花,是那么地引人注目勾人魂魄令人遐思。他的文字仿佛是一個浸透了云貴高原靈山仙水氣息的魔法師,給人以空靈而超越的回響、生動而飄逸的幻影。(p51)”我認為,將這些詩一般的贊譽“借花獻佛”回贈給寫評論文章的黃葉斌先生也是非常恰當的。
       我還想多褒獎一下作者在精心構思文章題目上的心機和妙手。大凡寫作者都知道這樣一個常識,標題是文章的眼睛。老話也說得好:看報看題,看書看皮,也就是看書的標題。誰都想使自己的文章眼睛明眸動人,顧盼神飛,但真正做到卻談何容易。翻開評論集的目錄,精彩出眾的標題鱗次櫛比,信手拈來即是精品。試舉幾例與諸君共賞,如評歐陽杏逢散文集的標題是:“打工文學:精神堅挺的詩意人生”,不僅概括了作品的寫作范疇,也對打工者的物質創造和精神追求給予了恰當、準確和藝術性的褒獎;再如張靈均的系列散文以山水文化為對象,評論文章冠以題目是:“山水文化:浸潤、敬畏和離殤”,看了評論后才覺得這三個詞真是該文章標題的不二之選,“浸潤”,人類就是逐水而居才有了自身的發展,山水的浸潤養育了我們;“敬畏”是一個很重要的人類文明現象,但現當代人(特別是我們中國人)卻喪失了對大自然應有的尊重,對大自然的褻瀆和不恭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曲解和誤讀在一定條件下(或一定意義上)的“人定勝天”,結果正如恩格斯所言:“不要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離殤”在此也正是標題眼睛中的亮點,我喜歡、崇敬這個帶有悲情的詞。面對我們地球的“血液及血管”的污染,面對那些有意或無意參與殺戮河流、湖泊的利益集團和愚氓們,從我們個體的能力上看,確實有無力回天之憾——水體的污染和自凈能力凋萎喪失的那一天,也就是人類滅頂之災的開始。到那一刻,即使投江蹈海,也沒有一滴干凈的水體來蕩滌我們污濁的軀體和屈辱的靈魂,即使上帝也無法再救贖人類。還有如“還原屈原:精神分析下的文化偉人”,“在精致與優雅的河道上漂流”等,都讓人賞心悅目,可拈須品詠再三。如果說有人稍嫌黃葉斌先生的文字有拖沓與重復之累,但標題卻幾乎是字字珠璣,或為不刊之論。在通讀黃葉斌先生的評論集時,也讀到他評論楊孟琪作品中關于文章標題的論述,“某種意義上說,標題是一篇文章的‘文眼’,是誘發讀者閱讀興趣的‘香餌’。(p256)”黃葉斌先生深得個中三昧,諳熟此道并以身作則,對文章標題精雕細琢,使“文眼”更加明澈,“香餌”更加誘人。
       第五、作者的普世價值和人文情懷以及健康的道德觀、價值觀,作為一根紅線貫穿始終,使作者在一個制高點上牢牢把握了全部評論作品的基調。同時,分寸的把握和適度的隱忍也使本評論集有一種穩健和牢固的風格。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中國當作家難,寫出好的作品更難,當一個好的評論家則難上加難。我感覺黃葉斌先生在長期的評論生涯中,面對眾多的作者和作品,這其中有專業作家和業余作家,業余作家中則來自各行各業各色人等,他都飽含著普世觀點和人文情懷,以平等、公平和理解的態勢楔入,將自己的感情和作者的情緒融為一體;但同時,作為評論家,他始終站在思想的制高點上,把握著評論文章的基調。如評論劉清華文集《愛不卑微》一文中,針對作品中對假丑惡現象的鞭撻,對不正之風的嘲諷,對人性弱點的揭示,對社會陰暗面的批判,一般評論文章都會同仇敵愾,一起喊打,但黃葉斌卻指出:“在某種程度上說,恨是愛的的極端表現或是最高表現形態……,更具有震聾發聵的社會價值和引人思索的思想內涵,……,表達了作者鮮明的愛憎情感和理性思索,體現了作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這樣的評說,有高度但不高亢,有強度但不勉強,有激情但不“糞青”,理性與情感交融,褒獎與鞭策同在,極有分寸感。在不少評論文章中,我還覺察到或明或暗的“隱忍”手法,不管從思想上還是技術上,話說滿了是評論者的大忌,這些在他的評論文章中都照顧得比較周全。
       當我在這本集子的字里行間徘徊之時,評論集中閃爍的思想火花、精煉的語言藝術、精巧的段落結構和不落俗套論述設計,一如當陽玉泉寺的珍珠泉,串串涌泉不時帶著陽光映射的七彩之光,像珍珠一樣四處翻騰而起。我擷其菁華,也結合我個人的喜好,認為上述五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要細細羅列本評論集的優點,即使開出一張長長 的清單,也難免掛一漏萬和存遺珠之憾。
       說點不足也是評論文章的慣例了。元辰在序言中的一句話有點意思——評論這活出刀不見血沒意思,出刀傷人尤其傷了兄弟更沒意思——但我卻有點不太同意這個意思的意思。
       相傳為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一首詩寫得好: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來不去。篡改一下:你說或不說我,優點就在哪里,不增不減/你批或不批我,/缺點還在那里,不來不去。 竊以為只要是言之有理,與人為善,指出文章中的不足或失誤,本身就是評論文章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對被評論作品(作者)的一種真正有實際意義的幫助和尊重—正如高明的外科醫生割除毒瘤,手起刀落,一刀見血,割除了毒瘤,流點血算什么?如果醫生在清除腫瘤的時候還看朋友情面多少留一些,難道這就是不傷朋友之情?問題出在兩個方面,一則遇到二把刀甚至是獸醫,誤讀誤判,該鋸左腿卻把右胯子卸了;二則可能出在被評論人的睿智或氣度上,自視甚高,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木有辦法,隨便啦。好在文藝批評是允許作反批評的,你來我往論上幾個回合,道理也就差不多清楚了。
       在全部閱讀完黃葉斌先生的評論作品后,欽佩之中,也覺得在有些方面我和他的看法、觀點不盡相同。產生這些不同有性格原因,也有社會經歷等原因,其中大多數是無所謂對錯也無所謂好壞的,只是仁、智之見。有一些則是屬于所謂“硬傷”,其中又有自己寫錯或手民誤植,還有一些可能確實誤用了,是值得商榷的,在此也淺析一二并就教于黃葉斌先生和其它方家。
       一、感覺對論主特別是一些稍有名氣的論主缺乏評論家應有的質疑精神和批判鋒芒,行文中有意無意高估了作品的閱讀價值和賦予作品本身并不具備的光環。評論集中第一篇評任蒙散文的審美境界就存在這個問題。任蒙的散文近些年來逐漸被人們所關注,也榮獲過一些較高的文學獎項,說明他的成果還是被大家所認可的,我覺得他的作文視野和作文技巧方面確實大有長進。但黃葉斌先生認為任蒙散文有“強烈的批判精神”(p2)我覺得這所指不明。他的散文中有一些是對古跡、遺址的探訪,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審視,其中有一些看法、觀點不落窠臼和與前人有所不同,對“死老虎”“死蒼蠅”放心大膽地鞭撻一番,這都值得一贊。但這種批判遠遠沒有達到“強烈”的烈度和力度。在閱讀時甚至感覺到每逢關鍵點上他的槍口突然會沒了準星,有時候眼看著他朝皇帝一槍卻刺死了一旁的大臣,該給大臣一槍的時候卻刺中了太監,該給太監一刀的時候卻砍了宮女的腳。也許,楊人猛并不是這樣想的,但他的身分和職業也許對他的創作還是有一定的影響,“身不由己”的無形枷鎖在作品中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可回避的有形翳障。(作品不在身邊無法舉具體例子,但這是我閱讀任蒙作品時感覺很明顯的一種缺憾)。
        在對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的評論中,坦率地說,這篇評論文章立意是很好的,有些評論也很精彩,但把它作為“新寫實”小說并認為小說主人公是“當代大學生的一個楷模”,我實在是沒有看出主人公“楷模”在哪里?方方在塑造這個“典型個案”的同時,回避或忽略了由這種千萬個的“個案”形成的“共性”,是該小說最大的敗筆。雖然生活本身就是“牛奶會有的,面包也會有的”,我們也并不希望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披上一件光明的外衣或拖上一條光明的尾巴。而方方把所有的囧事、倒霉事和偶發事件都“藝術地”“夸張地”集合到一人身上,暗示主人公在當前社會環境下一切努力、奮斗(自強)都是“徒勞”的(“涂自強”),這就不正常了。葉嘉瑩先生在談到如何界定吟誦詩詞時的虛偽時指出:“當你的聲音強弱以及詮釋的表情超過了你對這首詩的感覺或說是感情的時候,就接近虛偽了”(參見席慕容文章《詩心不滅》),大師一言可謂“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我們不管方方的出發點如何善良,如何憤世嫉俗,如何打抱不平,如何企望用語言藝術“替窮人說話”,但用這種帶有糞青情緒和淺薄技巧的人物塑造是不能真正成為“藝術典型”的,只剩下虛情假意,其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以及社會意義都會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黃葉斌在評徐慧莉的散文集《把春天接回家》(p112)中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關鍵是具有一種發現的眼光,將一切負面的、消極的、悲傷的、痛苦的、沮喪的、懊悔的東西的事件轉化為一種自我療傷的藥物,并且能夠從中獲得一種超脫的快意和自慰的欣喜”。這雖然不是同一本書的話題,但這段話作為方方這篇小說不太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再合適不過了。我感覺黃葉斌先生其實也發現或感悟到了這個問題,如p183第二自然段和p184的第一自然段的評論中,只是評論中不愿對方方直接大膽批評,而用正面語言正面論述,對作品中人物塑造不足暗示得太過隱晦(手頭沒有作品,憑印象談)。
      也許是批評得太露骨了文章發表不了,所以干脆“自宮”拉倒。
      評吳閑云的《新說〈金瓶梅〉》(p86)一文中稱“吳閑云的評述,只是還原了書本的本來面目而已,是一次正本清源的開拓之舉吧”。我注意到評論文章寫于2011年。我雖然對《金瓶梅》沒有研究,但也在2011年前看過若干冊評論專著,這“正本清源的開拓之舉”顯然有些過了。對于步入文壇的新秀,多鼓勵一點,戴一點高帽、加點“光環”也無可厚非,但總的來說應恰如其分為好。而對名家名作,評論者天生就應該是一個質疑者(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這個觀點),就是要用高標準來“苛求”這些“人類靈魂工程師”,只看到優點,看不出問題,挑不出毛病,或虛晃一槍,收兵回營,那還要評論干什么? 我覺得評論應該像世界級紀錄片大師、荷蘭人伊文斯所說:我想將你們盡可能地引向遠方,直到你們能理解我的疑慮與信念(參見《讀書》2014.4p144)。
        二、在對某些作品進行分析時,筆觸卻離開了對作品本身的分析評論,而過多地對作者的身世、職業和為人進行評說,使“文論”成了“人論”,而“人論”有時又游離于作品的具體情節之外。“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這是文壇常態。在評論作品時,如果對作者有所了解,那對解析作品是有所裨益的。但這是幫助讀者了解作品的一種“輔料”,不能喧賓奪主。在《朝圣者的文化情緣》(p80)一文中,三段中只有一段寫到作品,而且只占本段落篇幅的約五分之二,其它都是介紹人與事。在評崔云散文集《云兒飄飄》(p63)一文中,作者除在開篇中介紹了作品概況和簡單述評外,后兩個展開的主要段落卻成了人物生活經歷的陳述。雖然原作者的生活經歷與作品有極大的相似度甚至有可能就是自傳體散文,但畢竟“人”與“作品”是有區別的,“形象大于思維”,作品是作家思維和藝術加工的產物,如果形象立得起來,那比作家本人的經歷更具有文學性、典型性,也更能涵蓋生活的豐富內容,給人們以藝術的享受并“寓教于樂”。
        還有一些評論方法也值得商榷、探討。如《社會心理分析的文學讀本》(p147)一文中,沒有結合作品文本的具體情節分析而歸納出“定義”和“意義”(特別是第二節和第四節);《教書匠的副業及其生存境界》(p110)一文中,也撇開所評論的具體文章,就教育和教師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和見解。這也可能是黃葉斌先生在評論方法上的創新嘗試,也未嘗不可。但竊以為這種評論方法吃虧吃力但效果并不太好,或為事倍功半。
        還有一點就是在介紹文章背景時,感覺個別地方有遺珠之憾。如在評介蔡章田的散文集《蘭臺情韻》(p56)中介紹關于“蘭臺”的由來,其實蘭臺的解說有多種,其中最主要的有二:一說蘭臺是中國漢代中央檔案、典籍庫。蘭臺典藏十分豐富,包括皇帝詔令、臣僚章奏、國家重要率律令、地圖和郡縣計簿等,也是當時名儒著述的地方。班固曾為“蘭臺令史”,受詔撰史,故后世亦稱史官為蘭臺。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現在,“蘭臺”一詞已成為用來泛指檔案保管機構和檔案工作的代名詞,檔案工作者也就被稱為“蘭臺人”;檔案新聞叫蘭臺動態,檔案領域有雜志稱《蘭臺世界》。另一說蘭臺就是位于我省鐘祥市郢中鎮中心,為四千年前楚人先祖抗御洪水夯筑的高臺。春秋戰國時期,蘭臺上宮殿輝煌,史稱“蘭臺之宮”,為強大楚國的文化中心(以上兩則均摘自百度)。黃葉斌先生不吝筆墨,把對故鄉之愛盡遣筆端——誰不說俺家鄉好?這當然無可厚非。但蘭臺的前一說也是值得國人驕傲和自豪的處所,在介紹蘭臺時只需一筆即可以捎帶出它蘭臺的出典,可同時使兩個蘭臺并蒂花開,或互為映襯,相得益彰,其重心當然還是在鐘祥蘭臺。
        三、評論文章中引為“觀點例證”的作者本身權威性不夠,因而對自己觀點的支撐力不強,削弱了評論的強度和高度。在文章中引用經典名言既可以強化自己的觀點,也有利于文章的輕松活潑和一定程度的“拓展閱讀提示”。就學術界常識來看,引用文章都應該是在某些方面的佼佼者,他們的成果被公認,這樣的引用才有可能被作為“觀點例證”。也許是我孤陋寡聞,評論集中在p63、p199和p201中分別引用了三位觀點例證的人不知是何方神圣,如果是新起之秀還不為大眾所熟知,也應該加上一個適當的“頭銜”予以“領起”。我也搜狗了一下,完全不著邊際。一位是受人尊敬的已故將軍,另一位則是剛被披露已經去世的“麥琪”(原名李英);一位與詩不搭界,一位雖然寫過詩,但她的“語錄”還遠沒有達到能夠被引為經典、作為觀點例證的程度,p63的那一位在網上連同名同姓的人也沒有(均用搜狗引擎)。
       四、評論作品中還存在一些“硬傷”,有些可能是作者自己電腦輸入時誤打,有些也可能是出版時手民誤植,雖有小疵但也無傷大雅;有些則是觀點本身有誤或對某個詞語的概念理解、運用有誤,這還是需要細細斟酌的。
       1、“民工”≠“農民工”。《打工文學:精神堅挺的詩意人生》(p39)”一文開始就定義錯了。“民工,這個詞語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轉折時期出現的”,“民工,亦稱為農民工,或者打工一族”。如果這樣解釋,這篇評論文章就廢了。我的童年時代是在民工堆里生活過好幾年的,那是上個世紀文革前,在我省一個水利工地的民工大軍的隊伍中。民工的組成絕大多數是當地的(或是鄰縣的)農民,偶爾也有城鎮里沒有固定工作的人,或待分配的學生、復轉軍人等(短期),他們完成某項工程后就解散了(還有些人因家庭需要也可以回去,當兵了可以走人等,具體人數由出民工的地方政府組織調劑),需要的時候再由當地政府出面組織、征調。而“農民工”卻不一樣了,先看看《讀書》雜志2014年第5期楊煉的說法:“什么是‘農民工’?細想想,這詞確實造得突兀:農民和工人,一鄉村一城市,本來隔行如隔山,現在就那么直接‘堆’在一起了。它是什么意思?既農又工?半工半農?時農時工?農工之間,全無語法關聯。”他直指“農民工”的造詞者,“語法觀念淡薄”。我的看法是:這造詞者豈止是“語法觀念淡薄”,而且還是“人文思想貧瘠”,雖然出自名校,但沒有經受人文社科的教育和熏陶,到底還是差那么一截。我這么多年來一直在為這個詞糾結。試問,為什么戰士退伍當了工人不稱為“戰士工”?為什么學生畢業后當了工人不稱為“學生工”?為什么文藝體育工作者退役當了工人不稱為“文體工”?卻偏偏農民當了工人就稱為“農民工”呢?我想了很多很多與“農民工”相同結構的“稱謂”,好幾年了都沒想出來,只到寫這篇文章時才突然想到一個“囚工”(也因此時我曾經的一個領導期滿要出獄了)——沒有活干的時候去坐牢,有活干的時候是工人;工人當不成了還是當牢囚。這種“囚工”與原本的“囚徒”是永遠脫不了干系的。唉!這與被蔑稱為“農民工”的還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農民工”這個稱呼傷了整整一代由農民當上工人的這一大撥人的心,現在居然還出現“二代農民工”的稱呼,這真是有悖人倫,傷天害理到了極點。
     “農民工”雖然表面看起來是個稱謂問題,其實事情并不那么簡單,特別在講究“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我朝。
       希望黃先生能多考察一下民工和農民工這兩個詞在稱謂上、實體上、時間上、語法上、邏輯上特別是人文意義上的云泥之別。
        2、“柔指化鋼”是不正確的縮略詞。“一種惠風洞開社會黑暗閘門的靈巧,一種柔指化鋼的智慧……。(p132)”“思想家往往以柔指化鋼的氣質……,(P191)”“柔指化鋼”應該是來源于西漢劉琨的名句:“何意不煉鋼,化為繞指柔”,千百年來詞義有所轉變,用法有幾種,如“百煉成鋼化指柔”或“百煉鋼化纏指柔”等等,鋼可以化為繞指柔,而“柔指”是不可能“化鋼”的,搞不好會被鋼割傷。
        3、何為“中國版的梭羅河”?“在遠離物欲、喧囂、污染和爭斗的綁架與誘惑中,在追尋中國版的‘梭羅河’的美麗意境中……。(P92)”梭羅河似曾有點印象,查了一下是一首印尼民歌,也譯為“桫欏河”,年輕時聽過(很老的印尼民歌,解放前就有人唱,改革開放后才在中國大陸重現江湖),但歌詞的意境與評論文章中的意境卻大相徑庭。這意境疑與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的名作《瓦爾登湖水》的意境幾近相同,會不會是一時手誤把人名與其作品名弄混了?
        4、帝王會為誰“題贈”?“它是怎樣贏得唐宋兩朝7位帝王的屢次旌表和題贈”(P20),但在歷史文獻中,還沒有發現皇帝給誰“題贈”過什么的,只有“御賜”、“恩賜”、“欽賜”和“特頒”等字眼。這個沒辦法,誰叫他是皇帝呢。
        5、太史公到底是干什么的?“她像一名太史公記錄著家庭的變遷史、心酸事、幸福味,……。(P61)”太史公在歷史上主要是指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有的文章為了區別將司馬談稱為老太史公,但一般指司馬遷。網上查資料“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后,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這有三層意思,一是太史公的官職時間不長,僅司馬父子而已;二是工作范圍比較廣,“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歷法、祭祀等”,有點像現代大機關辦公廳主任的意思;三是自司馬父子后,“公”降為“令”,職能也只是個處理文書的“書記官”了。如此來說,把“太史公”當成后來的“史官”的代名詞是不妥當的。
        6、“超渡”如何“渡過”?“而為了靈魂的超渡和精神的愉悅而發生的事故……。(p166)”這有可能是誤植也可能是誤用,市面上錯的人不少。百度云:超度,原指超越度過。目前,使用較多的領域是在佛教等宗教領域,已經逐漸成為佛教等相關領域的一個專業術語,有“脫離苦難,功德圓滿,到達彼岸”之意。不是在河里用舟船去“渡”,而是超越生死,共同到達涅槃彼岸的“度”。
         7、錢權交易不是商品原則。“其具體表現為:錢權交易的商品原則,權權互利的市儈哲學……。(p158)”“商品原則”實指商品的等價交換原則,這是一條通俗的初級政治經濟學常識,指的是商品交換也就是商品所有者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相互自愿讓渡商品所有權的經濟行為,商品所有者彼此讓渡使用價值和實現價值的過程;而在商品交換中則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無論生產力發展到怎樣的水平,只要交換過程存在,等價交換就是就是一條鐵律。“錢”作為貨幣形式,是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擴大,逐步從商品中分離出來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這里面根本就沒有“權”什么事,政治經濟學中都沒有“權”在商品交換中起什么作用論述。之所以出現錢權交易,是在法制不健全的社會中的違法現象,手握權柄的官人們“以權謀私”。“權”根本不是“商品”這是毋庸置疑的——某些人一定要把它當成商品,所以會犯錯誤所以會坐牢所以會掉腦殼。而“權錢交易”的過程也不是遵循的等價交換原則——盡管有幾分相似,但那是拙劣的模仿而不是像商品交換那樣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客觀規律。
        8、自殺和被殺怎么會是表達“無聲的人生觀宣言”的方式?“許多知識分子卻把社會的理想、人生的信仰、個人的尊嚴和人格的不可調和看得高于一切,往往以生命的消逝(包括自殺和被殺兩種情況)作為個人的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比如屈原以及中國文革時期的老舍、張志新、遇羅克等人……。(p15)”,這個觀點和例證實在不好理解。自殺有幾種情況,一種是個人因各種原因不想活了,自己要死——這還可以說用自殺來“作為個人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另一種是別人讓你死而不得不死(如皇帝賜死),那就不是“自殺”的人發表什么宣言了,而是皇帝發表宣言:看,□□□□,這就是下場!而被殺呢,是自己不愿意死,“被”別人把頭剁了,“生命消逝”對他們來說是一萬個不情愿。對一個不情愿的人或對一個沒料到自己要死的人來說,怎么可能用來“作為個人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呢?相反,這也是掌握生殺予奪的人(或部門)的宣言:看,□□□□,這就是下場!從實例來看,老舍投湖(最典型的還有陳布雷和田家英等)自殺是“表示抗議”或“士可殺不可辱”或“以死明志”等“個人無聲的人生觀宣言”這還說得過去。而和坤被皇帝賜死,他能表達出什么“個人的宣言”呢?至于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張志新和遇羅克等人,完全是錯案冤案,他們當時根本無法表達出“個人無聲的人生觀的宣言”。這些人的冤死屈死,若干年后由其他人來總結出各種“意義”、“價值”和“作用”,而逝者本人的“個人宣言”在當時、現在或將來都是無從表達的。
       9、自贖和救贖。這兩個詞在黃葉斌先生的文集中出現過多次,大多用得比較正確的,但也有幾處似用得不甚妥帖。?自贖。泛指自己彌補罪過,自我贖罪。在中國傳統典籍中這個詞一般是實指,即指有犯罪過失或以資財入官贖罪或立功以贖罪。現在有一種車禍的處理可看肇事司機賠償金額的多寡,以及因這種多寡取得受害人的諒解程度來決定最后的處罰,或可看作是肇事司機在一定程度上的“自贖”。當然這個詞現在好像也擴大了內涵用于精神或信仰(缺失)方面,如“精神自贖”或“情感自贖”等。在評《一生兩半》和評方方的小說中還有其它不少地方都用了這個詞,先且不論是否符合詞義本身,感覺有幾個地方用得不知所云。如“打工生活是一種物質和精神自贖的漫長歷練”(p40),“作者以一個普通青年的成長經歷和自贖敗北的典型個案……(p183)”,“主人公涂自強因晚期癌癥而殞命的結局,是否在自贖的悲傷中,給人一種……。”我就弄不明白打工者或農村出來的大學生為什么要“精神自贖”?他們有原罪么?或者在打工時期、讀大學時期犯了什么罪行而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現在良心發現需要“精神自贖”和“物質自贖”?需要給受害者一些補償或戴罪立功以拯救自己的靈魂嗎?這都挨不著邊呀?莫非所有的農民都是前世作孽過多?都是從十八層地獄中偷跑出來重返人世的?想來黃葉斌先生不會作如此判斷吧。P166一段中“只是需要了解一下現代人的精神孤島是如何在蠶食……,也就不難理解人們以各種方式進行的自贖自嘲自殘自虐行為了”,這些人如果還知道“自贖”,就不會發生這些光怪陸離的行為了。救贖。救贖,圣經中把耶穌為解救世人、洗脫世人的罪而獻身叫做救贖。在現代漢語詞典當中,還沒有收錄“救贖”這個詞(筆者注:最新版現漢不在手頭,未檢索)。但在國外許多文學作品當中出現過這個詞。“救贖”是西方思想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理解這個概念是理解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線索。基督教義認為,人類始祖使其罪過傳至后代,致使整個人類都具有原罪,這種原罪和后天犯罪導致人間充滿罪惡,而人類自己解救不了自己(無法自贖?——筆者自問)。在這種情況下,上帝大發慈悲,派遣其獨生子耶穌降臨世間,拯救人類。耶穌基督為了贖世人的罪,甘愿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寶血洗凈世人的罪,這就是“救贖”。所以,救贖源出于有著深刻含義的基督教義,而自贖則出自本土,兩個詞的源出不同,寓意不同,用法不同,不可混淆。同理,文集中出現的“自我救贖”(p64等)是一種想當然的“人為構詞”,其能指(語法和邏輯關系形成的詞形)是不正確的,而所指(想反映的事實情況)因能指不明也根本無法表達出實際境況。毋庸諱言,我們也陸續看到現在有些文藝作品中也使用了并非基督教義上的救贖,他們使用得是否正確,是否亂用和濫用,我不敢妄加猜測和評論,但救贖的出處何在?本意何在是值得了解并正確甚至是精準的運用的。
       10、潘金蓮到底“婚”了幾次?“(潘金蓮)終于毫無牽掛地投入到西門慶的懷抱——哪怕只是五太太的身份,盡管有過與張大戶武大郎的兩次婚史。(p87)”初看到時愣了一下,金蓮這娘們到底結了幾趟婚我也不太清楚,只是感覺有點不對。搜了一下,金蓮是“婚”過兩次,前夫大郎,后夫就是西門大人。至于張大戶與金蓮那只是傳說中有一腿,沒過門,那應該不算結婚。所以,金蓮下嫁大郎時是初婚,再嫁西門慶時只有過一次婚史。
       11、恨是愛的異化么?“異化”在文集中也是一個高頻詞。這個詞曾在中國引發過一場政治風波,現在社會政治領域似乎比較少用了。本文集中有些地方也似用得不太準確,試舉兩例:“在某種程度上說,恨是愛的極端表現或是最高表現形態,是對愛的異化(p117)”,“這是一種與時俱進的適應改變,還是一種數祖忘典的人文異化(p189)”。從文中的前后意思上看,這都不是異化,是一種變化(變型、變形)。異化有多種不同的解釋,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異化作為社會現象同階級一起產生,是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從而使人的個性不能全面發展,只能片面甚至是畸形發展;而異化必將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會分工的最終消滅而消亡。上面這段解釋,也出現在黃先生文集的p135中(大同小異),但具體運用“異化”一詞時,給人以“大詞小用”的感覺。如愛與恨本身是與生俱來、相生相伴的,在階級出現前或消亡后,愛恨情仇依舊是會存在的,不存在誰異化誰或誰是誰異化的結果;人文或人文精神,是一種普遍的人類自我關懷,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價值、命運的維護、追求和關切,對人類遺留下來的各種精神文化現象的高度珍視,是對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的主體和客體都是人(都是人的能動性發揮作用),不同的社會人類或不同的階級,對人文精神的詮釋可能不盡相同(有變化),但不同的階級(層)對人文精神也有共同理解和共同承認的交集,換句話說,人文精神是一種客觀現象,如果有人把人文精神的經念歪了,那就不是人文精神而是其它什么精神。這不是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中形成的“異己力量”,是不會形成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異化”。我個人更感覺到“異化”是社會科學中一個比較專用的術語,反映在不同社會勞動條件下人與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之間產生的相互關系,是一種科學的、抽象的分析和界定,在日常具象工作生活中是不會遇到什么“異化”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都是一些變化、變形(變型)甚至“變態”,與社會科學名詞中的“異化”無涉。
       12、二律背反與悖論。這是兩個容易被混淆的詞。本評論集中也有幾個地方看起來用得不太貼切。“在情欲誘惑與理性堅守的選擇中,小說主人公始終面對著以下幾種二律背反的艱難煎熬(p158)”。我覺得那幾種“煎熬”一個都不是“二律背反”,只是主人公面對“正確與錯誤”的選擇,而他在這個選擇中還有一息“靈與肉”的對話與掙扎。“二律背反”是18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的哲學基本概念,指雙方各自依據普遍承認的原則建立起來的、公認為正確的兩個命題之間的矛盾沖突。這個比“異化”要好懂:一個事情,你做也是對的,不做也是對的——這個對與錯不是某個人的看法而是“規律”公認為正確的,但這兩個“正確”之間有矛盾沖突。當年在課堂上我的老師舉了一個通俗淺顯的例子:兩輛完全相同的車以相同的車速行駛在兩條很窄但等寬的路上(不存在支路干路之別),分別由南往北和由東往西,在十字路口相逢,路口沒有紅綠燈,沒有交通警察。這就是一個二律背反的現象。駕車的雙方都沒有錯,都是正確的,但這兩個正確的命題出現了矛盾沖突——要撞車。這則二律背反矛盾事例的解決方法是雙方或者一方作出讓步,或者撞車——撞車(極端的方法)也是解決二律背反矛盾的一種方法。
       評論集中p166的用法也值得商榷:“面對社會生活的潛規則,是適應著進入參與,還是堅挺地對立抗衡?這個二律背反的命題,著實讓人糾結頭痛。”所謂適應著參與“社會生活的潛規則”,就是自降道德標準或觸碰法律底線,這明顯是不正確的命題;與“社會潛規則”堅挺地對立抗衡,雖然有一定的難度,但明顯是道德和法律所要求的,是每一個社會公民都應該遵守的,這二者之間的矛盾顯然不是“二律背反”而是正確與謬誤的抗衡。
       悖論也是作者喜歡用的一個詞,有幾個地方也感覺用得不甚準確。如p149中“也就不能理解這樣一種社會悖論了:當普通老百姓面對腐敗的丑惡時,就會詛咒痛斥,而一旦他擁有一定職權后,便會得志猖狂,效尤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是“悖論”,只是一種社會現象,臺下所言與臺上所為“相悖”(悖:混亂、相沖突、違背道理),但“相悖”不是“悖論”,悖論是兩個命題相矛盾但又能各自“自圓其說”,指在邏輯上可以推導出互相矛盾之結論,但表面上又能自圓其說的命題。悖論的粗淺概念可參考比較經典的說謊者悖論、理發師悖論和唐吉訶德悖論等。
       13、中國的封建帝制有幾千年?在《歷史記憶的京韻綻放》一文中:“……前者代表著五千年封建帝制的沒落、腐朽與衰亡,后者代表著新的文化……(p260)”。我們說中國歷史悠久,上下五千年,這是習慣性的表達,象征著中國文化歷史的久遠。但中國封建社會卻沒有這么長。按照我國傳統的史學研究比較一致的結論,認為封建社會是從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1921年初)成立中華民國,有將近2400年的歷史。
       14、阿Q什么時候“自慰”過?“善良的人們只好把未來的愿景寄托于一種虛無縹緲的精神幻覺和阿Q式的自慰自欺之中了(p125)”。自慰,過去稱為手淫,民間有稱打飛機、打手銃、擼管等(多用于描述男性的自慰)多種說法。因為自慰的方法有很多種,而且并不一定非用手不可,加上“淫”在中文為貶義詞,而“自慰”基本上還算是正常的性行為,所以現在不稱“手淫”而代之以科學的稱呼為“自慰”。魯夫子的《阿Q正傳》早年讀過多遍,印象中阿Q喜歡吳媽,并向吳媽表白想跟她困覺;也摸過小尼姑一把,還好沒根據地猜想:和尚摸得……。阿Q擅長的是精神勝利法,玩的是形而上,雖然這大法中有自我安慰之功效,但他絕沒有與形而下結合起來,讓自己在精神勝利的時候生理上也舒服一把,這也許是魯迅先生的一個敗筆。開玩笑了。寫到此想說明的是“自我安慰”絕不能縮略成“自慰”,就像馬季先生相聲段子中所說:上海吊車廠職工是不能簡稱為“上吊職工”一樣。評論集中的“自慰”一詞出現在不少地方(也有運用正確的),這是需要甄別和加以注意的。
      15、用筆“討伐生活”意欲何為?“也許是一種無奈之舉,既要以寫作的姿態奉養家人維持小康水平(用作者的話說,就是‘用一只筆討伐生活’)……”(p141);“在寫作目的和或寫作心理上,大概也有幾種思考和選擇:用筆討伐生活為一種職業……”(p238)。看到第一處這樣寫以為是筆誤或誤植,但文集中兩處出現用筆“討伐生活”,這就說明有點問題了;第一例是引用原作者的話,所以還不知道誰是“討伐生活”的始作俑者。從文意來看,似乎是把寫作當成一種“謀生”的手段,也就是“討生活”,即尋求生路;過活。清李調元 《誥授中憲大夫永定河道韞山陳公墓志銘》:“公忽謂余曰:‘吾父母春秋高,急須祿仕,大丈夫要當赤手博功名,安能從文字間討生活乎?’”(引自百度)。而討伐則是出兵征討和出兵攻打的意思,用筆討伐生活是對生活中的一切不合理現象“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口誅筆伐。這“討”與“討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樣的。“討”是可以用字換米收得三五斗,聊補無米之炊(現在也可以“討”成大款,如小四等人);討伐生活則面臨無法估量的付出和無比慘重的代價,如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的幾十萬右派等人。借用一句網絡語言:(用筆討伐生活)這到底是想鬧哪樣?
       16、考量是大陸原生的一個老詞,我還以為是臺灣媒體發明的新詞。“考量”指思考衡量,本意是對一件事情和對事態的進展,反復斟酌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判斷。一般用于書面語,口語中也經常用到。李大釗《國民之薪膽》:“我國政府猶聲稱未經承認之條款,尚可再加考量,而日本雷厲風行之最后通牒,已于五月六日電寄北京矣。”考量這個詞語是流行于20世紀40年代,1949年以后大陸用“考慮”,在臺灣地區還一直習慣使用至今(引自百度)。如果上面的解釋是正確的,那p70中一段“20年如一日地在文學的朝圣路上筆耕不輟,則更是一種意志的考量與精神的執著”,這里的“考量”是用得不正確的,或更像是“考驗”或“測量(衡量)”?
       17、還有一些看起來也是“硬傷”,但明顯是手民誤植,如p44文中“揚清擊濁”應為“揚清激濁”,p247“我們知識”應為“我們知道”,p152“一賭為快”應為“一睹為快”,p283“苞谷摻兒”應該是“苞谷糝兒”,p36“摞下話筒”應為“撂(或擱)下話筒”等等,我沒有統計這些手誤或誤植,但目測遠沒有達到萬分之三的允許差錯率。這些誤植的“小硬傷”都是著作的常客,作者想方設法將它們趕盡殺絕但它們總會有幾個幸免于難,著實無奈。
       這部集黃葉斌先生30余年之創作心血的大作,著實不易,在這座辛勤勞作壘成的于個人創作道路上有著里程碑意義的大著之山上,其不足與小疵也是高山之一抔,確實是白璧微瑕和微不足道。我們看到的正是他不遺余力并長期堅持不懈地為文學生長“鼓與呼”,也看到因了他的“鼓與呼”而拓展了成長空間的文學園地春意盎然。正所謂黃鐘大呂,為文學生長鼓與呼;蘭臺花開,傳惠風馨香及郢中。
        從文集的后記中推測,黃葉斌先生今年好像是花甲重綻放,如所猜不虛,謹以曹丞相詩相贈: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從歲時上論,先生也正值進入創作的金秋之季,先生如椽大筆當不負時節,生命之泉不竭,評論之花常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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