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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偉訪談:從《南方的秘密》說開去

來源:    發布時間:2018-08-10    作者: 陳智富

訪談嘉賓:劉詩偉  

訪談/撰稿: 陳智富

  

周大順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塑造了自己

  陳智富:《南方的秘密》的寫作念頭是什么時候產生的?

  劉詩偉:幾年前,在寫這個小說之前,關于改革的反思有各種聲音,我是從這個時代的一線過來的,對那些“摸象”之說和“立場”之說都不滿意。這個小說的素材本來就擱在我心頭,不是偶然的靈感觸發,而是有無數次的靈感發生。我一直在醞釀,想著怎么寫得有價值一點,能達到自己心中想要的小說,可以說是心里的一個沉淀吧。由于不滿意種種反思,覺得必須盡快強有力地回應。坦率說,我希望自己是一個有使命感的寫作者,我對文學的追求和想法是與社會關切結合在一起的。我要求自己關注和思考社會中重大的或關鍵性的事件,改革開放給國家社會和人的命運帶來的巨大變化讓我感觸很深。我多少感受過改革開放之前的生活,也知道上輩人在特殊的政治經濟背景下的生存狀況,知道改革開放的好。但是,改革開放這么好的良政運行幾十年,其間發生了許多新的情況,使問題變得復雜起來。而面對近在眼前的近距離生活,既要冷靜思考和消化,拿出超越平庸、脫離偏見的深刻而有價值的思想,還要在敘事藝術上克服種種困難。我的寫作有感于生活、事實、思考以及對社會的關切,動筆寫起來很快,《拯救》2011年出版后,我大約歇了一年開始動筆,在一年多的業余時間里寫完了40萬字的初稿。

  陳智富:初稿之后是否有比較大的修改?

  劉詩偉:初稿寫完,放了一段時間,然后打印出來,送給幾位作家、評論家、編輯及社會人士(都是能直言的老師和朋友)提意見,他們很認真,做了大量的閱讀筆記,讓我感動。他們的許多小的方面的意見很容易汰取。他們在大的方面的意見常常各不相同,甚至恰恰相反,我會好好思考,以個人的認知和趣味加以消化和處理。較大的修改是,明確而堅定地寫出三個引子。這三個引子跟主體故事沒有直接的牽扯,是主人公當下的思想與行為,我把它分為三截,分別置于開頭、中間和結尾,既像是序言,又像是尾聲,卻是一個完整的事件。三個引子是人物性格的延展和生活的繼續,是而今與過往的鏈接與對照;在結構上,是互文的,保持了反諷、幽默的調子,以為可以產生敘事張力。

  陳智富:為什么想到寫周大順這個人物?

  劉詩偉:周大順(順哥)是我對社會生活的了解、整理、思考、關切的集中體現,是小說的主人公。回到生活,有意思的是,當年“文革”革得那么厲害,人性和人情即使在體制里也沒有被徹底消滅,社會對殘疾人的生存和生活還是略微網開一面的,他們可以做點手藝、干點力所能及的私活、搞點小買賣,他們不僅有了自己的生計,也給社會帶來了生計,不然,鄉村生活簡直無法展開。改革開放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捩,前后的社會生活大不一樣。起初打開這扇門是艱難的,極左阻擾,政策捆綁,所以當年安徽的包產到戶是偷偷摸摸的。所以,有另一個同時存在的事實,“搞活”時期,那些率先嘗到政策甜頭、沖破體制機制束縛的人,恰恰不是當時社會上有地位、有“鐵飯碗”的階層,因為這類人有工作,有待遇,溫飽不愁;他們是一群特殊的人,是老弱病殘、失業和待業青年、勞改釋放人員,他們的“無地位”變成了“有條件”,他們開始活躍在街頭巷尾,聚集在漢正街,獲得了發展機遇。周大順是一個跛子,是其中的“這一個”。這些就是現實,就是以后的背景,是鐵的事實,是這個作品的支點,是時代本相,是人的命運,是來自生活的藝術力量。

  不用說,周大順這個人物是有原型的。比如,在湖北潛江,有一個著名的農民企業家周XX,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鄉村做內衣起家,當時可以與省委書記直接溝通,互為座上客,因為他是致富典型,時代楷模。由于政治和政策使然,當時政府部門的頭頭腦腦都以培養幾個致富模范為突出政績。而且,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在初期的確是帶著政治責任感的,也是真心實意地抓經濟建設的,甚至是比較厚道純真的。只不過采取的是當時的做法。改革開放時期是逐步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時搞經濟,主要手段一是給政策,一是樹立先進典型,電視、電臺、報紙全力服務這個大局。我當時在地方黨報做記者,經常采訪、宣傳企業家,對周XX這類人實在太熟悉了,比如他們怎么起家、怎么辦鄉鎮企業、怎么利用政策、怎么踩紅線、怎么上馬大項目,等等。上世紀90年代,我下海供職香港絲寶集團,雖然從事現代企業經營,但必須關注和介入本土企業與社會經濟情況,比如漢正街出現經政府批準的第一家民營金融機構大江城市信用社,高息攬儲后遭遇擠兌,前來擠兌的老百姓排隊綿延幾條街,得由警察來維持秩序,我當然比別人更了解。

  總之,周大順這個人物是現實生活賜給我的,是周大順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塑造了自己,而且是在一個時代的主流社會生活中把自己塑造成了典型人物。當然,周大順這個文學人物還包含年廣久、吳仁寶、魯冠球等一大批鄉鎮企業家的影子。魯迅先生寫人物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我采取另一個法子,以一個較為典型的人物為原型,吸附所知的所有類似人物的特質,使之立體化和豐滿起來。包括周大順后來辦企業違背經濟規律、違反政策、違紀違法、權錢交易、非法集資等等,都有類似的人和事。

  我寫這個人物,是我的文學志向和理念的選擇,我希望我對這個時代主流的本質生活做出藝術的有力的回應。周大順是這個時代的主流生活的產物,自然符合我對這個時代的觀照與探究。不過,以寫小說做時代的“書記官”,是需要在藝術和敘事上做出巨大努力的。我只能說我努力了,至于品質如何,自己總是自信的(笑)。

  馬爾克斯說,他的魔幻現實主義寫作并沒有超出他所了解的現實生活。在今天看來,周大順簡直是一個大奇葩,但他實在不是我頭腦里爆發出來的奇想,而是生活中自然生長的,或者是我吃透了生活的發現與表現。他讓我們感受時代生活的本相,感知社會的演進及其可能,感慨人生和命運的訴求以及不確定的主動與被動。

  

真正嚴肅的文學面對生活注定具有批判性

  陳智富:與周大順靠政治辦企業不同,秋收的理念是走市場經濟路線。這種兩相對照的結構安排有何深意?

  劉詩偉:先說一個基本前提,生活永遠不是盡如人意的,人類永遠向往更好的生活;文學批判生活是期待生活更好,這是文學的發生律,是使命、價值、魅力所在。真正嚴肅的文學面對生活注定具有批判性。

  秋收是對周大順的批判。秋收和周大順的理念形成了一種彼此碰撞的現實結構。起初,秋收跟周大順一起創業,走一個路子(“政治路線”),只不過沒有周大順那么執迷和努力,沒有殘疾人心理,對胸罩的價值認識也更豐富更現代。她跟周大順在經營理念上分道揚鑣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她對周大順的做法產生困惑并發生夫妻矛盾后,移民到香港,蹲移民監,學習粵語,外出打工,發覺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企業經營太好了。回大陸后,她認為辦企業的關鍵不是依賴“政治”,而是一心一意開發先進優質的產品實現核心競爭力,通過正常的市場營銷獲取效益。這一點符合我本人的生活經驗。我供職的港資企業在大陸一直按市場經濟規律謀求發展,業績很好,對社會的貢獻也很突出。而事實上,內地的市場經濟很大程度上是港臺企業和外資企業導入和教會的。它們在內地做生意,采用的經營管理模式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跟內地企業大不一樣,它們促進了內地市場經濟的發展。但順哥覺得這一套不符合中國國情,當然還是要走他的老路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就是他那樣謀發展的。官方的市場經濟概念到1992年才提出來。但中國社會的新舊經濟理念一直很糾結,市場經濟的配套體制機制總是跟不上來,秋收和周大順各自的路子都將會遇到問題。秋收的企業遇到危機時,還得靠順哥走上層路線來解決。這就是秋收批判周大順之后的更大的批判,就是所謂斜坡理論。這是一個夾生的市場經濟體制,法制也不健全。

  陳智富:周大順起初自以為窺探到經濟與政治聯姻的法門,自覺迎合政治以獲得企業發展的資源與機會,但是在大搞“三大項目”遭遇擠兌風潮時,又被牛主任為首的政治力量聯合絞殺,以至于賤賣資產差點一蹶不振,這時有了許多思考。在您看來,周大順的政治思考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劉詩偉:我們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政治及意識形態鐵板一塊沒有改變,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實際上政治理念有了長足的進步,也有很多體現在經濟建設方面的良好舉措,許多問題是現實操作層面不能齊步同行。相關配套的改革、法制和政策缺失,市場經濟的邊界不能及時厘清,人的意識和素質滯后,等等,這種不成熟不平衡的環境總是給個人帶來命運的不確定性。比如說,政府鼓勵你先富起來,支持你搞經濟,把企業做大做強,容許你搞信用合作社,即使監管缺乏,但不等于你就可以亂來,而這種情況下是極容易亂來的。

  順哥的“三大項目”被賤賣,吃了虧,自然對官員及體制政策是反感的、失望的。順哥想,我犯了錯,你們為了維穩,為了自保,對我拳打腳踢,我一下子成了“政治”的棄子,世態涼薄啊。但事實上,他很早就“悟道”了,他不過是利用“政治”,他只是自知沒法改變這種狀況而已,他是矛盾的也是僥幸的。同時,他也不能系統辨析其中政治與個人的成分,只能籠統連帶地看問題。他為了自保,搞權錢交易,腐敗官員和引誘官員腐敗。順哥從內心里厭倦他理解的“政治”,但最終又不能脫離與政治的關系,他的經營活動、事業發展都和政治有這樣那樣的密切關系。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從來都不是簡單化的,在我們這個國家尤其特別。我的這個小說要在發現、探究和表現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做出努力,起碼是對包括體制機制及吏治在內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喚。周大順的那些思考的現實意義也在此。

  陳智富:進而言之,您怎么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劉詩偉:文學是人學。當然,文學跟政治是脫離不了關系的,政治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決定性的一部分,所以誰也跟它脫不了關系。在具有使命感的作家看來,這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政治是一個巨大的客觀存在,作家必須面對,必須琢磨和反映(哪怕是間接的)。一個作家有社會責任感,關注生活,關注有政治的生活,你的作品不等于政治站隊,不等于充當所謂“政治的工具”,倒是可能影響政治的改良和優化。如果采取逃避的方式,那是沒出息的,也是逃不出去的。我不明白為什么有人拒絕面對和研究政治,或者憑著表皮感覺或一般化的觀念與信息去簡單地回應和處理政治,這樣往往只有激動、激憤而沒有深刻。當然,寫一些疏離(淡化)政治的人生甚至風花雪月的東西也是需要的和有意義的,但那不是我的這個作品的選擇。

  中國當代文學曾有一段時間勒令文學為政治服務,搞觀念先行,搞謳歌運動,這是不符合文學規律的。翻看文學史,我還沒有發現一個謳歌體的作品能夠傳之久遠。好的文學不是簡單為政治涂脂抹粉的東西。文學的良知常常體現為對生活的批判。這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作家要干的事情。作家把生活中不好的東西、假惡丑的東西揭示出來,便是起碼的批判性;當然,批判性還體現在更多的方面和更深的層面。這是作家存在的理由。一個嚴肅而有知識分子修養的作家,大約不會先驗地跟政治對抗,只是去生活中探究與發現,把看到了的說出來,這恰恰是太愛人類社會和社會生活,在這一點上,它與良好政治應當是契合的。當然有時會讓人不適或疼痛。

  湖北文學有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新時期以來,方方、池莉、劉醒龍、陳應松等人創作的大量回應現實的中、短篇小說,整體而言,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屬于一流。這批作品對社會文明進步是有積極意義的。這是湖北文學光輝的一頁。這批作品難道沒有反映政治嗎?肯定有嘛。只不過不是直白的,是藝術的。

  陳智富:《南方的秘密》深受到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影響,帶有強烈的現實批判色彩,特別是后半部分的政治議論發人深思。思想批判性在文學創作中具有怎樣的意義?

  劉詩偉:需要說明一點,像我這樣的文學寫作者,最初接觸文學和在大學學習文學,首先是受現實主義文學影響的,大約由于用功吧,現實主義的東西已經在我的文學建構中基因化了。但是,我又是特別不安分的,我喜歡不一樣的東西,我一直對現代主義(如存在主義)保持好味口,這是改變我的文學的基因結構的因素。面對現實寫作時,我特別注意在兩個方面努力:一是小說的審美品格,一是藝術的思想力。

  文學要從屜子或電腦里拿出去,就得盡可能多地為社會提供積極價值(包括有益的娛樂價值)。這是文學的基本倫理。文學的價值是作家的能力、使命和良知的呈現,是對社會生活的態度和表達。但作家的手段和方式畢竟不同,作家的手段是文學藝術,是小說形式。在我的這個作品中,后面有一些你所說的“政治議論”(姑且這么說吧),這是生活本身的反映。我們這樣波瀾壯闊的時代及其社會生活不斷快速發展,到后來一些問題顯得突出而尖銳,在生活中的評說和思考本身在發生。主流生活中的人物不是木頭,有體驗,有思考,自然會議論一些尖銳的矛盾和問題。這是生活本身發展的需要和產物。改革開放初期或起始階段,大家都忙著事務性的東西,沒有空暇,越來越急切,就像汽車上了高速道,司機拼命踩油門,端著盤子往前沖,乘客還在催再快點,可一旦前方路況有問題了,車況不行了,司機沒招了,速度慢下來了,乘客就開始嘀嘀咕咕了。這嘀咕也就是所謂政治議論。這是生活本身發生的,不是創作的高明。也不是作者的直抒胸臆,而是人物的行為(思考與言論)。比如作品中的劉半文和周大順的妹妹周小美,都是學經濟的讀書人,跟導師在咖啡間里探討現實的經濟問題。再比如,會所里的講座與討論。周大順有所思有所言是必然的。這個時代到后來就是這樣。這也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老現象。我是在寫小說,即使自己有一火車的思想,也不可以直接拋出一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必須遵循文學的律令。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作家在思想性方面無能為力。反映生活蘊含的思想,或者通過人物傳遞創作主體的思想,這是90%以上的作家都會干的把戲。我不滿足這么做。我認為小說的思想性是藝術的思想性,小說的深刻是藝術的深刻。首先,要努力帶著自己的思想資源到生活中去思考,去發掘,去發現;之后,在小說的結構上制造邏輯力,在人物刻畫上抵達本相,在敘事質感和節奏上符合現代藝術感覺,在語言上葆有意味和風味,把思想滲透在這些方面,并趨向于獨特的美學品格和高貴的信仰。這才是小說家的大把戲。當然,想得到,不一定做得來。你問思想性批判性在文學創作中具有怎樣的意義,魯迅先生的阿Q就是這個意義。

  

長篇小說不是事件的倉庫

  陳智富:您在《南方的秘密》的自序中寫道:“一直想這樣寫一個故事,讓這個故事無論怎么重新定義都可以用真實的皮尺檢測其準確度。我相信抵近真想才是開放的姿態,而準確是正確和善意的前提,它的有趣的發現和訴求或可持久站立。但準確更需要發現和勇氣,并不妨礙心靈的跳蕩。”文學的真實應該如何理解?

  劉詩偉:首先,關于這個小說,我可以自信地說,面對這個時代的主流的社會生活(經濟為中心)——如果別人的故事是聽到的,那我就是看到的;如果別人是看到的,那我就是摸到的;如果別人是摸到的,那我就是那個被摸的人。我親身經歷過生活,寫起來踏實靠譜,也自信,也順暢。我在序言里說,要寫真實的生活,寫得準確,才會是開放的東西。開放不是空洞的口號,是對生活的積極回應和真實的呈現。生活本來是什么樣子,本質是什么樣子,就如實寫出來,力求準確,抵近真相,這才有良知和善意,才是開放姿態,要不然你的良知和善意體現在哪里呢?如果一個作家的寫作是對生活的遮蓋、掩飾和粉飾,那還談什么良知與善意?才華代替不了良知,也代替不了真實,沒有真實,在作品中再怎么添油加醋都是無效的。

  但文學的真實的確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是認同本質真實論的。但這很費力氣、很耗生命。也不是幾個評說者可以指認和結論的。舉個例子吧,柳青是極有修養和才華的前輩作家,他為了寫當時最大的生活“合作化”,他長期生活在“合作化”的鄉村,他對生活的觀念和認知不斷在生活中矯正和深化,許多都是顛覆既成大結論和個人初步認識的,其中的反復和深化是長期深入生活的收獲。所以柳青是偉大作家,他的偉大讓許多吹捧他的人沒有資格吹捧他。我為什么尊敬王蒙,看看人家的修養和人生經歷。現在的一些寫作者在怎么弄,碰運氣,浮想,概念先行,雕蟲小技。批評家呢,把小東西和概念放大了吹噓,熱鬧啊。

  陳智富:《南方的秘密》有什么特別的含義?秘密到底是指什么?

  劉詩偉:南方在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里是有特指的,跟中央是一個對應的關系。天下面北,南方就是天下蒼生吧。我把江漢平原作為天下的切片。什么是秘密?開端有一句話,“一些人所共知的秘密懸浮在生活上空,世面流行無端的微笑”。在我們的現實的政治話語文化意識里,因為左的意識形態長期處于支配地位,竟然把社會和人的基本東西忽略了,隱去了,或者忌言,或者不直接回應蒼生的生命要義,以致于生的訴求、渴望、向往、憧憬以及生命應有的律動都成了不齒言說或不可言說的秘密。我們懸置這些,宣揚虛大政治,強調精神勝利,天天講階級斗爭,弄得人在生活之外生活。我們就這么干成了政治文化傳統。改革開放之初,生命和生活的基本訴求在輿論上仍是最大的公開的秘密。我在小說里寫到大量的小秘密,這些小秘密共同構成這個最大的公開秘密。我寫這個小說,是為人、為生命、為活生生的生活而吶喊和翻案。每個人的生活安寧富足開心、可以迎來更好的明天,這是才最踏實靠譜的,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曾經不是,至少不說。在我看,改革的偉大之處就在這里嘛,改變了一個時代,讓我們漸漸明目張膽、理直氣壯地生活。這是文明生活的基本邏輯。我自覺有使命和責任這么看待問題,在為未來的文明確認和確立邏輯起點的聲浪中再加入一個聲音。所以,長篇小說不應當只是一些故事的堆砌,否則那不成了事件的倉庫?長篇小說不是事件的倉庫。長篇小說要形成一個獨立的自洽的藝術世界,有骨骼,有皮肉,有五臟六腑,有血流,有魂魄,有生命,具有鮮活而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和感染力。

  陳智富:您在《南方的秘密》所經營的獨特的藝術世界,顯然離不開您所熟悉的江漢平原的幽默風格的建構。

  劉詩偉:沒錯,這個小說布滿了江漢平原的小幽默。江漢平原的幽默是在當地日常生計中生長的,跟別處的幽默不一樣,跟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幽默更不一樣,比如錢鐘書,說真理是赤裸的,這個女人很赤裸,所以接近真理。江漢平原的幽默存在于方言、自然事物以及生產生活的具體活動中,寫出來,是藝術質感的要求,也是智慧的趣味。但是,我以為這樣的幽默是相對容易做到的,而有難度且更有價值的幽默是結構性幽默。我做過一篇文章,叫《幽默離哲學更近》,其中談了較多的觀點和意見。比如存在這個基本問題,存在主義以為本質是荒謬的,怎么表現存在的荒謬呢?只能用幽默的方式。而且幽默僅僅停留在語言和段子的層面是不夠的,必須是結構性的整體的幽默,讓存在的本質呈現幽默。這樣的幽默是在貫穿全篇的無數小幽默的背后安放一個大幽默。閱讀時不斷幽默,最后哇地一聲,原來是這么一出啊!我的做法常常是,既一本正經地荒唐,也極盡荒唐地正經。

  所有的秘密都形成一個巨大的秘密,這個巨大的秘密不過是生之訴求和欲望,它原本不應該是一個秘密的;可一切都在這個秘密中運行;當這個秘密事實上已不是秘密時,人欲的邪性又張牙舞爪或體面大方地嘻笑起來——你不覺得存在的荒謬與幽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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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偉訪談:從《南方的秘密》說開去

2018-08-10 09-29-24

訪談嘉賓:劉詩偉  

訪談/撰稿: 陳智富

  

周大順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塑造了自己

  陳智富:《南方的秘密》的寫作念頭是什么時候產生的?

  劉詩偉:幾年前,在寫這個小說之前,關于改革的反思有各種聲音,我是從這個時代的一線過來的,對那些“摸象”之說和“立場”之說都不滿意。這個小說的素材本來就擱在我心頭,不是偶然的靈感觸發,而是有無數次的靈感發生。我一直在醞釀,想著怎么寫得有價值一點,能達到自己心中想要的小說,可以說是心里的一個沉淀吧。由于不滿意種種反思,覺得必須盡快強有力地回應。坦率說,我希望自己是一個有使命感的寫作者,我對文學的追求和想法是與社會關切結合在一起的。我要求自己關注和思考社會中重大的或關鍵性的事件,改革開放給國家社會和人的命運帶來的巨大變化讓我感觸很深。我多少感受過改革開放之前的生活,也知道上輩人在特殊的政治經濟背景下的生存狀況,知道改革開放的好。但是,改革開放這么好的良政運行幾十年,其間發生了許多新的情況,使問題變得復雜起來。而面對近在眼前的近距離生活,既要冷靜思考和消化,拿出超越平庸、脫離偏見的深刻而有價值的思想,還要在敘事藝術上克服種種困難。我的寫作有感于生活、事實、思考以及對社會的關切,動筆寫起來很快,《拯救》2011年出版后,我大約歇了一年開始動筆,在一年多的業余時間里寫完了40萬字的初稿。

  陳智富:初稿之后是否有比較大的修改?

  劉詩偉:初稿寫完,放了一段時間,然后打印出來,送給幾位作家、評論家、編輯及社會人士(都是能直言的老師和朋友)提意見,他們很認真,做了大量的閱讀筆記,讓我感動。他們的許多小的方面的意見很容易汰取。他們在大的方面的意見常常各不相同,甚至恰恰相反,我會好好思考,以個人的認知和趣味加以消化和處理。較大的修改是,明確而堅定地寫出三個引子。這三個引子跟主體故事沒有直接的牽扯,是主人公當下的思想與行為,我把它分為三截,分別置于開頭、中間和結尾,既像是序言,又像是尾聲,卻是一個完整的事件。三個引子是人物性格的延展和生活的繼續,是而今與過往的鏈接與對照;在結構上,是互文的,保持了反諷、幽默的調子,以為可以產生敘事張力。

  陳智富:為什么想到寫周大順這個人物?

  劉詩偉:周大順(順哥)是我對社會生活的了解、整理、思考、關切的集中體現,是小說的主人公。回到生活,有意思的是,當年“文革”革得那么厲害,人性和人情即使在體制里也沒有被徹底消滅,社會對殘疾人的生存和生活還是略微網開一面的,他們可以做點手藝、干點力所能及的私活、搞點小買賣,他們不僅有了自己的生計,也給社會帶來了生計,不然,鄉村生活簡直無法展開。改革開放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捩,前后的社會生活大不一樣。起初打開這扇門是艱難的,極左阻擾,政策捆綁,所以當年安徽的包產到戶是偷偷摸摸的。所以,有另一個同時存在的事實,“搞活”時期,那些率先嘗到政策甜頭、沖破體制機制束縛的人,恰恰不是當時社會上有地位、有“鐵飯碗”的階層,因為這類人有工作,有待遇,溫飽不愁;他們是一群特殊的人,是老弱病殘、失業和待業青年、勞改釋放人員,他們的“無地位”變成了“有條件”,他們開始活躍在街頭巷尾,聚集在漢正街,獲得了發展機遇。周大順是一個跛子,是其中的“這一個”。這些就是現實,就是以后的背景,是鐵的事實,是這個作品的支點,是時代本相,是人的命運,是來自生活的藝術力量。

  不用說,周大順這個人物是有原型的。比如,在湖北潛江,有一個著名的農民企業家周XX,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鄉村做內衣起家,當時可以與省委書記直接溝通,互為座上客,因為他是致富典型,時代楷模。由于政治和政策使然,當時政府部門的頭頭腦腦都以培養幾個致富模范為突出政績。而且,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在初期的確是帶著政治責任感的,也是真心實意地抓經濟建設的,甚至是比較厚道純真的。只不過采取的是當時的做法。改革開放時期是逐步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時搞經濟,主要手段一是給政策,一是樹立先進典型,電視、電臺、報紙全力服務這個大局。我當時在地方黨報做記者,經常采訪、宣傳企業家,對周XX這類人實在太熟悉了,比如他們怎么起家、怎么辦鄉鎮企業、怎么利用政策、怎么踩紅線、怎么上馬大項目,等等。上世紀90年代,我下海供職香港絲寶集團,雖然從事現代企業經營,但必須關注和介入本土企業與社會經濟情況,比如漢正街出現經政府批準的第一家民營金融機構大江城市信用社,高息攬儲后遭遇擠兌,前來擠兌的老百姓排隊綿延幾條街,得由警察來維持秩序,我當然比別人更了解。

  總之,周大順這個人物是現實生活賜給我的,是周大順首先在現實生活中塑造了自己,而且是在一個時代的主流社會生活中把自己塑造成了典型人物。當然,周大順這個文學人物還包含年廣久、吳仁寶、魯冠球等一大批鄉鎮企業家的影子。魯迅先生寫人物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我采取另一個法子,以一個較為典型的人物為原型,吸附所知的所有類似人物的特質,使之立體化和豐滿起來。包括周大順后來辦企業違背經濟規律、違反政策、違紀違法、權錢交易、非法集資等等,都有類似的人和事。

  我寫這個人物,是我的文學志向和理念的選擇,我希望我對這個時代主流的本質生活做出藝術的有力的回應。周大順是這個時代的主流生活的產物,自然符合我對這個時代的觀照與探究。不過,以寫小說做時代的“書記官”,是需要在藝術和敘事上做出巨大努力的。我只能說我努力了,至于品質如何,自己總是自信的(笑)。

  馬爾克斯說,他的魔幻現實主義寫作并沒有超出他所了解的現實生活。在今天看來,周大順簡直是一個大奇葩,但他實在不是我頭腦里爆發出來的奇想,而是生活中自然生長的,或者是我吃透了生活的發現與表現。他讓我們感受時代生活的本相,感知社會的演進及其可能,感慨人生和命運的訴求以及不確定的主動與被動。

  

真正嚴肅的文學面對生活注定具有批判性

  陳智富:與周大順靠政治辦企業不同,秋收的理念是走市場經濟路線。這種兩相對照的結構安排有何深意?

  劉詩偉:先說一個基本前提,生活永遠不是盡如人意的,人類永遠向往更好的生活;文學批判生活是期待生活更好,這是文學的發生律,是使命、價值、魅力所在。真正嚴肅的文學面對生活注定具有批判性。

  秋收是對周大順的批判。秋收和周大順的理念形成了一種彼此碰撞的現實結構。起初,秋收跟周大順一起創業,走一個路子(“政治路線”),只不過沒有周大順那么執迷和努力,沒有殘疾人心理,對胸罩的價值認識也更豐富更現代。她跟周大順在經營理念上分道揚鑣有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在她對周大順的做法產生困惑并發生夫妻矛盾后,移民到香港,蹲移民監,學習粵語,外出打工,發覺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企業經營太好了。回大陸后,她認為辦企業的關鍵不是依賴“政治”,而是一心一意開發先進優質的產品實現核心競爭力,通過正常的市場營銷獲取效益。這一點符合我本人的生活經驗。我供職的港資企業在大陸一直按市場經濟規律謀求發展,業績很好,對社會的貢獻也很突出。而事實上,內地的市場經濟很大程度上是港臺企業和外資企業導入和教會的。它們在內地做生意,采用的經營管理模式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跟內地企業大不一樣,它們促進了內地市場經濟的發展。但順哥覺得這一套不符合中國國情,當然還是要走他的老路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就是他那樣謀發展的。官方的市場經濟概念到1992年才提出來。但中國社會的新舊經濟理念一直很糾結,市場經濟的配套體制機制總是跟不上來,秋收和周大順各自的路子都將會遇到問題。秋收的企業遇到危機時,還得靠順哥走上層路線來解決。這就是秋收批判周大順之后的更大的批判,就是所謂斜坡理論。這是一個夾生的市場經濟體制,法制也不健全。

  陳智富:周大順起初自以為窺探到經濟與政治聯姻的法門,自覺迎合政治以獲得企業發展的資源與機會,但是在大搞“三大項目”遭遇擠兌風潮時,又被牛主任為首的政治力量聯合絞殺,以至于賤賣資產差點一蹶不振,這時有了許多思考。在您看來,周大順的政治思考有怎樣的現實意義?

  劉詩偉:我們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但并不意味著我們的政治及意識形態鐵板一塊沒有改變,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實際上政治理念有了長足的進步,也有很多體現在經濟建設方面的良好舉措,許多問題是現實操作層面不能齊步同行。相關配套的改革、法制和政策缺失,市場經濟的邊界不能及時厘清,人的意識和素質滯后,等等,這種不成熟不平衡的環境總是給個人帶來命運的不確定性。比如說,政府鼓勵你先富起來,支持你搞經濟,把企業做大做強,容許你搞信用合作社,即使監管缺乏,但不等于你就可以亂來,而這種情況下是極容易亂來的。

  順哥的“三大項目”被賤賣,吃了虧,自然對官員及體制政策是反感的、失望的。順哥想,我犯了錯,你們為了維穩,為了自保,對我拳打腳踢,我一下子成了“政治”的棄子,世態涼薄啊。但事實上,他很早就“悟道”了,他不過是利用“政治”,他只是自知沒法改變這種狀況而已,他是矛盾的也是僥幸的。同時,他也不能系統辨析其中政治與個人的成分,只能籠統連帶地看問題。他為了自保,搞權錢交易,腐敗官員和引誘官員腐敗。順哥從內心里厭倦他理解的“政治”,但最終又不能脫離與政治的關系,他的經營活動、事業發展都和政治有這樣那樣的密切關系。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從來都不是簡單化的,在我們這個國家尤其特別。我的這個小說要在發現、探究和表現人與社會的關系方面做出努力,起碼是對包括體制機制及吏治在內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喚。周大順的那些思考的現實意義也在此。

  陳智富:進而言之,您怎么看文學與政治的關系?

  劉詩偉:文學是人學。當然,文學跟政治是脫離不了關系的,政治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決定性的一部分,所以誰也跟它脫不了關系。在具有使命感的作家看來,這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政治是一個巨大的客觀存在,作家必須面對,必須琢磨和反映(哪怕是間接的)。一個作家有社會責任感,關注生活,關注有政治的生活,你的作品不等于政治站隊,不等于充當所謂“政治的工具”,倒是可能影響政治的改良和優化。如果采取逃避的方式,那是沒出息的,也是逃不出去的。我不明白為什么有人拒絕面對和研究政治,或者憑著表皮感覺或一般化的觀念與信息去簡單地回應和處理政治,這樣往往只有激動、激憤而沒有深刻。當然,寫一些疏離(淡化)政治的人生甚至風花雪月的東西也是需要的和有意義的,但那不是我的這個作品的選擇。

  中國當代文學曾有一段時間勒令文學為政治服務,搞觀念先行,搞謳歌運動,這是不符合文學規律的。翻看文學史,我還沒有發現一個謳歌體的作品能夠傳之久遠。好的文學不是簡單為政治涂脂抹粉的東西。文學的良知常常體現為對生活的批判。這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作家要干的事情。作家把生活中不好的東西、假惡丑的東西揭示出來,便是起碼的批判性;當然,批判性還體現在更多的方面和更深的層面。這是作家存在的理由。一個嚴肅而有知識分子修養的作家,大約不會先驗地跟政治對抗,只是去生活中探究與發現,把看到了的說出來,這恰恰是太愛人類社會和社會生活,在這一點上,它與良好政治應當是契合的。當然有時會讓人不適或疼痛。

  湖北文學有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新時期以來,方方、池莉、劉醒龍、陳應松等人創作的大量回應現實的中、短篇小說,整體而言,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屬于一流。這批作品對社會文明進步是有積極意義的。這是湖北文學光輝的一頁。這批作品難道沒有反映政治嗎?肯定有嘛。只不過不是直白的,是藝術的。

  陳智富:《南方的秘密》深受到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影響,帶有強烈的現實批判色彩,特別是后半部分的政治議論發人深思。思想批判性在文學創作中具有怎樣的意義?

  劉詩偉:需要說明一點,像我這樣的文學寫作者,最初接觸文學和在大學學習文學,首先是受現實主義文學影響的,大約由于用功吧,現實主義的東西已經在我的文學建構中基因化了。但是,我又是特別不安分的,我喜歡不一樣的東西,我一直對現代主義(如存在主義)保持好味口,這是改變我的文學的基因結構的因素。面對現實寫作時,我特別注意在兩個方面努力:一是小說的審美品格,一是藝術的思想力。

  文學要從屜子或電腦里拿出去,就得盡可能多地為社會提供積極價值(包括有益的娛樂價值)。這是文學的基本倫理。文學的價值是作家的能力、使命和良知的呈現,是對社會生活的態度和表達。但作家的手段和方式畢竟不同,作家的手段是文學藝術,是小說形式。在我的這個作品中,后面有一些你所說的“政治議論”(姑且這么說吧),這是生活本身的反映。我們這樣波瀾壯闊的時代及其社會生活不斷快速發展,到后來一些問題顯得突出而尖銳,在生活中的評說和思考本身在發生。主流生活中的人物不是木頭,有體驗,有思考,自然會議論一些尖銳的矛盾和問題。這是生活本身發展的需要和產物。改革開放初期或起始階段,大家都忙著事務性的東西,沒有空暇,越來越急切,就像汽車上了高速道,司機拼命踩油門,端著盤子往前沖,乘客還在催再快點,可一旦前方路況有問題了,車況不行了,司機沒招了,速度慢下來了,乘客就開始嘀嘀咕咕了。這嘀咕也就是所謂政治議論。這是生活本身發生的,不是創作的高明。也不是作者的直抒胸臆,而是人物的行為(思考與言論)。比如作品中的劉半文和周大順的妹妹周小美,都是學經濟的讀書人,跟導師在咖啡間里探討現實的經濟問題。再比如,會所里的講座與討論。周大順有所思有所言是必然的。這個時代到后來就是這樣。這也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老現象。我是在寫小說,即使自己有一火車的思想,也不可以直接拋出一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必須遵循文學的律令。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作家在思想性方面無能為力。反映生活蘊含的思想,或者通過人物傳遞創作主體的思想,這是90%以上的作家都會干的把戲。我不滿足這么做。我認為小說的思想性是藝術的思想性,小說的深刻是藝術的深刻。首先,要努力帶著自己的思想資源到生活中去思考,去發掘,去發現;之后,在小說的結構上制造邏輯力,在人物刻畫上抵達本相,在敘事質感和節奏上符合現代藝術感覺,在語言上葆有意味和風味,把思想滲透在這些方面,并趨向于獨特的美學品格和高貴的信仰。這才是小說家的大把戲。當然,想得到,不一定做得來。你問思想性批判性在文學創作中具有怎樣的意義,魯迅先生的阿Q就是這個意義。

  

長篇小說不是事件的倉庫

  陳智富:您在《南方的秘密》的自序中寫道:“一直想這樣寫一個故事,讓這個故事無論怎么重新定義都可以用真實的皮尺檢測其準確度。我相信抵近真想才是開放的姿態,而準確是正確和善意的前提,它的有趣的發現和訴求或可持久站立。但準確更需要發現和勇氣,并不妨礙心靈的跳蕩。”文學的真實應該如何理解?

  劉詩偉:首先,關于這個小說,我可以自信地說,面對這個時代的主流的社會生活(經濟為中心)——如果別人的故事是聽到的,那我就是看到的;如果別人是看到的,那我就是摸到的;如果別人是摸到的,那我就是那個被摸的人。我親身經歷過生活,寫起來踏實靠譜,也自信,也順暢。我在序言里說,要寫真實的生活,寫得準確,才會是開放的東西。開放不是空洞的口號,是對生活的積極回應和真實的呈現。生活本來是什么樣子,本質是什么樣子,就如實寫出來,力求準確,抵近真相,這才有良知和善意,才是開放姿態,要不然你的良知和善意體現在哪里呢?如果一個作家的寫作是對生活的遮蓋、掩飾和粉飾,那還談什么良知與善意?才華代替不了良知,也代替不了真實,沒有真實,在作品中再怎么添油加醋都是無效的。

  但文學的真實的確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是認同本質真實論的。但這很費力氣、很耗生命。也不是幾個評說者可以指認和結論的。舉個例子吧,柳青是極有修養和才華的前輩作家,他為了寫當時最大的生活“合作化”,他長期生活在“合作化”的鄉村,他對生活的觀念和認知不斷在生活中矯正和深化,許多都是顛覆既成大結論和個人初步認識的,其中的反復和深化是長期深入生活的收獲。所以柳青是偉大作家,他的偉大讓許多吹捧他的人沒有資格吹捧他。我為什么尊敬王蒙,看看人家的修養和人生經歷。現在的一些寫作者在怎么弄,碰運氣,浮想,概念先行,雕蟲小技。批評家呢,把小東西和概念放大了吹噓,熱鬧啊。

  陳智富:《南方的秘密》有什么特別的含義?秘密到底是指什么?

  劉詩偉:南方在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里是有特指的,跟中央是一個對應的關系。天下面北,南方就是天下蒼生吧。我把江漢平原作為天下的切片。什么是秘密?開端有一句話,“一些人所共知的秘密懸浮在生活上空,世面流行無端的微笑”。在我們的現實的政治話語文化意識里,因為左的意識形態長期處于支配地位,竟然把社會和人的基本東西忽略了,隱去了,或者忌言,或者不直接回應蒼生的生命要義,以致于生的訴求、渴望、向往、憧憬以及生命應有的律動都成了不齒言說或不可言說的秘密。我們懸置這些,宣揚虛大政治,強調精神勝利,天天講階級斗爭,弄得人在生活之外生活。我們就這么干成了政治文化傳統。改革開放之初,生命和生活的基本訴求在輿論上仍是最大的公開的秘密。我在小說里寫到大量的小秘密,這些小秘密共同構成這個最大的公開秘密。我寫這個小說,是為人、為生命、為活生生的生活而吶喊和翻案。每個人的生活安寧富足開心、可以迎來更好的明天,這是才最踏實靠譜的,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曾經不是,至少不說。在我看,改革的偉大之處就在這里嘛,改變了一個時代,讓我們漸漸明目張膽、理直氣壯地生活。這是文明生活的基本邏輯。我自覺有使命和責任這么看待問題,在為未來的文明確認和確立邏輯起點的聲浪中再加入一個聲音。所以,長篇小說不應當只是一些故事的堆砌,否則那不成了事件的倉庫?長篇小說不是事件的倉庫。長篇小說要形成一個獨立的自洽的藝術世界,有骨骼,有皮肉,有五臟六腑,有血流,有魂魄,有生命,具有鮮活而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和感染力。

  陳智富:您在《南方的秘密》所經營的獨特的藝術世界,顯然離不開您所熟悉的江漢平原的幽默風格的建構。

  劉詩偉:沒錯,這個小說布滿了江漢平原的小幽默。江漢平原的幽默是在當地日常生計中生長的,跟別處的幽默不一樣,跟學院派知識分子的幽默更不一樣,比如錢鐘書,說真理是赤裸的,這個女人很赤裸,所以接近真理。江漢平原的幽默存在于方言、自然事物以及生產生活的具體活動中,寫出來,是藝術質感的要求,也是智慧的趣味。但是,我以為這樣的幽默是相對容易做到的,而有難度且更有價值的幽默是結構性幽默。我做過一篇文章,叫《幽默離哲學更近》,其中談了較多的觀點和意見。比如存在這個基本問題,存在主義以為本質是荒謬的,怎么表現存在的荒謬呢?只能用幽默的方式。而且幽默僅僅停留在語言和段子的層面是不夠的,必須是結構性的整體的幽默,讓存在的本質呈現幽默。這樣的幽默是在貫穿全篇的無數小幽默的背后安放一個大幽默。閱讀時不斷幽默,最后哇地一聲,原來是這么一出啊!我的做法常常是,既一本正經地荒唐,也極盡荒唐地正經。

  所有的秘密都形成一個巨大的秘密,這個巨大的秘密不過是生之訴求和欲望,它原本不應該是一個秘密的;可一切都在這個秘密中運行;當這個秘密事實上已不是秘密時,人欲的邪性又張牙舞爪或體面大方地嘻笑起來——你不覺得存在的荒謬與幽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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