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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情懷 楚地精神

來源:湖北日報    發布時間:2018-12-06    作者:林沁馨 董星秀

  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劉醒龍近作與新世紀文學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在華中師范大學舉行。開幕式上,閻晶明、黃曉玫、肖偉池、李修文、朱訓集、陳漢橋分別代表中國作協、華中師范大學、省文聯、省作協、武漢市委宣傳部致辭。閻晶明(中國作協)發言表示,劉醒龍的創作伴隨著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成長,提供了一種歷史融合現實的寫作方式,他以《黃岡秘卷》為代表的近作有明確的地方志意識,在突出地域性的同時也打破了狹窄的地方格局,自覺的開放性是其表達的主題。李修文(湖北作協)指出,在每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劉醒龍的作品總是能夠敏銳地捕捉到現實的敏感神經,他的作品中也有非常典型的楚地文化品格。開幕式由華中師范大學李遇春教授主持。隨后,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圍繞劉醒龍近作《黃岡秘卷》與新世紀文學發展趨勢進行了熱烈的學術交流。

“新時期”與個人文學史的書寫

  劉醒龍的創作綿亙于當代文學的“新時期”,從他的文學創作中也可以透視出文學發展的歷史。他處在文學的浪潮中,也在書寫自身的文學史,尋找作家自我完成的路徑。

  於可訓(武漢大學)對當代文學四十年的發展進行梳理,并將劉醒龍放在這些文學浪潮中進行定位。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表作品時,劉醒龍避免了傷痕文學的潮流,他的作品呈現出溫暖、寬容的氛圍。90年代前期,在當代文學藝術革新的潮流之中,劉醒龍雖受到西方文學潮流的影響,但仍然扎根現實。90年代中期,他的創作被雷達評論為“現實主義的沖擊波”。而在新世紀以后,劉醒龍的創作更多地關注文化問題,真正從文化學角度進行書寫,這可以看做是當代文學的一種趨勢。汪政(江蘇省作協)指出,劉醒龍改變了新世紀以來傳統純文學作家的面貌,重建了和讀者的關系,“把經典放下,把建構起來的風格放下”,從而達到了游刃有余的藝術境界,開辟了嶄新的藝術天地。

“用傳說寫歷史,用想象寫真切”

  以《黃岡秘卷》為代表的劉醒龍的近作,延續著母體的文脈,凸顯著強烈的地方志意識,這種鄉土書寫成為劉醒龍作品中獨特的精神特質和內在氣韻。同時,劉醒龍也探索出了將作品內在內容與表現技巧結合的路徑。

  閻晶明認為,劉醒龍的《黃岡秘卷》深入刻畫了其地方文化、地方性格,同時有鮮明的中國精神的表達。李修文指出,劉醒龍是典型的楚國文學的后裔,從《大別山之謎》到《黃岡秘卷》,他的作品中有典型的楚地文化品格。樊星(武漢大學)認為,《黃岡秘卷》在區域逐漸趨同的背景下展現了黃岡獨特的民風和地域精神,帶有楚地蠻風和巫風的地域文化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

  而在文學創作方法論方面,於可訓認為,劉醒龍的作品中呈現出文體上的創新,用傳說寫歷史,用想象寫真切,探索文化資源新的開掘方式。賀仲明(暨南大學)認為,劉醒龍的創作體現對浪漫傳統的繼承,寫實和想象結合了靈動才氣和厚重故事。周新民(湖北大學)指出,劉醒龍在創作中將懸念、偶然性兩種傳統小說技巧與作品內容的表達相結合。劉艷(《文學評論》)指出《黃岡秘卷》獨特的敘事特性:結合了故鄉書寫和家族敘事,地方文化記憶和歷史敘事,同時探討富有包容性的現實主義敘事策略。楊經建(湖南師范大學)認為神秘化敘事是劉醒龍在敘事方式上的“變法”。

現實主義的情懷

  劉醒龍的創作在外部表現中呈現了自覺的開放性:始終與社會同步,與時代同行。從《分享艱難》的底層寫作到《圣天門口》的百年反思,他觸摸著時代的神經,感應著社會的癥候。而《黃岡秘卷》是他的又一部現實主義力作,將個體幽微的體驗放置在歷史和道德的坐標中衡量,充滿了現實主義情懷。

  施戰軍(《人民文學》)概括出劉醒龍作品的三個特點:一是有“境遇感”,從《鳳凰琴》到《黃岡秘卷》,作品中的現實關懷始終延續;二是有“根須”,劉醒龍小說中的想象和虛構如同觸須從主根中伸展開來;三是有“方圓”,劉醒龍是一位有整體結構、心懷家國天下的作家。

  在與現實的關系上,汪政認為,劉醒龍呈現出來的是行動的狀態:不只在書齋里寫,而是在大地、歷史深處中行走、學習、思考。在作品的現實主義表現上,王先霈(華中師范大學)認為,劉醒龍不做單純的歌頌,而是以文學家審視和批判的眼光,投身到人民所關心的社會熱點中去。

走向經典

  藝術價值與審美價值的標準是托起經典的基石。如果在當代文學的背景中探討劉醒龍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毫無疑問,它們正在走向經典。王春林(山西大學)指出,漠視當下文學現實的心態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看到文學經典、小說經典生成的時代正在到來。他還表示,在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命題之下,《圣天門口》也是不容忽視的作品。

  朱壽桐(澳門大學)指出,劉醒龍的作品在思想、文化層面“溢出了”作品本身,他稱劉醒龍的創作是“在峰頂高原上的散步”。陳美蘭(武漢大學)認為“我爺爺”為劉醒龍的創作留下了兩種精神財富:竭盡心靈的堅守和對自然界之謎的探尋。夏元明(黃岡師范學院)指出劉醒龍在“由實向虛”的形而上的思考上做出的努力。賀仲明指出,強烈的本土歷史意識,不斷深入的思想能量和生命體悟是劉醒龍走出“獲獎的魔咒”,在一定高度處于無低谷狀態的原因。

  劉醒龍在閉幕式上深情致辭,回應了研討會中的兩個問題。他表示,對“賢良方正”的堅守是一條路徑: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圣賢,但一定要懂得如何接近圣賢。針對“重復書寫”,劉醒龍做出了對宿命和命運的判斷:和人生、自然難以和解,是宿命,而命運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人的青春期是宿命的,等到真正成熟之后,就成了命運。“重寫”的原因在于把早期的宿命表現重塑為自然命運的呈現。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山西大學王春林教授致閉幕辭,他總結了本次會議對劉醒龍近作的探討,同時指出新世紀文學已經成為當代文學重要的發展階段,我們已可以對新世紀文學進行學理性探討。因此,這次會議的研討與總結不僅是對劉醒龍近作的評論,也是對新世紀文學發展趨勢的討論,展現了當代文學研究與時俱進的自覺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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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情懷 楚地精神

2018-12-06 09-34-20

  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劉醒龍近作與新世紀文學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在華中師范大學舉行。開幕式上,閻晶明、黃曉玫、肖偉池、李修文、朱訓集、陳漢橋分別代表中國作協、華中師范大學、省文聯、省作協、武漢市委宣傳部致辭。閻晶明(中國作協)發言表示,劉醒龍的創作伴隨著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成長,提供了一種歷史融合現實的寫作方式,他以《黃岡秘卷》為代表的近作有明確的地方志意識,在突出地域性的同時也打破了狹窄的地方格局,自覺的開放性是其表達的主題。李修文(湖北作協)指出,在每一個重大的歷史時刻,劉醒龍的作品總是能夠敏銳地捕捉到現實的敏感神經,他的作品中也有非常典型的楚地文化品格。開幕式由華中師范大學李遇春教授主持。隨后,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圍繞劉醒龍近作《黃岡秘卷》與新世紀文學發展趨勢進行了熱烈的學術交流。

“新時期”與個人文學史的書寫

  劉醒龍的創作綿亙于當代文學的“新時期”,從他的文學創作中也可以透視出文學發展的歷史。他處在文學的浪潮中,也在書寫自身的文學史,尋找作家自我完成的路徑。

  於可訓(武漢大學)對當代文學四十年的發展進行梳理,并將劉醒龍放在這些文學浪潮中進行定位。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表作品時,劉醒龍避免了傷痕文學的潮流,他的作品呈現出溫暖、寬容的氛圍。90年代前期,在當代文學藝術革新的潮流之中,劉醒龍雖受到西方文學潮流的影響,但仍然扎根現實。90年代中期,他的創作被雷達評論為“現實主義的沖擊波”。而在新世紀以后,劉醒龍的創作更多地關注文化問題,真正從文化學角度進行書寫,這可以看做是當代文學的一種趨勢。汪政(江蘇省作協)指出,劉醒龍改變了新世紀以來傳統純文學作家的面貌,重建了和讀者的關系,“把經典放下,把建構起來的風格放下”,從而達到了游刃有余的藝術境界,開辟了嶄新的藝術天地。

“用傳說寫歷史,用想象寫真切”

  以《黃岡秘卷》為代表的劉醒龍的近作,延續著母體的文脈,凸顯著強烈的地方志意識,這種鄉土書寫成為劉醒龍作品中獨特的精神特質和內在氣韻。同時,劉醒龍也探索出了將作品內在內容與表現技巧結合的路徑。

  閻晶明認為,劉醒龍的《黃岡秘卷》深入刻畫了其地方文化、地方性格,同時有鮮明的中國精神的表達。李修文指出,劉醒龍是典型的楚國文學的后裔,從《大別山之謎》到《黃岡秘卷》,他的作品中有典型的楚地文化品格。樊星(武漢大學)認為,《黃岡秘卷》在區域逐漸趨同的背景下展現了黃岡獨特的民風和地域精神,帶有楚地蠻風和巫風的地域文化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

  而在文學創作方法論方面,於可訓認為,劉醒龍的作品中呈現出文體上的創新,用傳說寫歷史,用想象寫真切,探索文化資源新的開掘方式。賀仲明(暨南大學)認為,劉醒龍的創作體現對浪漫傳統的繼承,寫實和想象結合了靈動才氣和厚重故事。周新民(湖北大學)指出,劉醒龍在創作中將懸念、偶然性兩種傳統小說技巧與作品內容的表達相結合。劉艷(《文學評論》)指出《黃岡秘卷》獨特的敘事特性:結合了故鄉書寫和家族敘事,地方文化記憶和歷史敘事,同時探討富有包容性的現實主義敘事策略。楊經建(湖南師范大學)認為神秘化敘事是劉醒龍在敘事方式上的“變法”。

現實主義的情懷

  劉醒龍的創作在外部表現中呈現了自覺的開放性:始終與社會同步,與時代同行。從《分享艱難》的底層寫作到《圣天門口》的百年反思,他觸摸著時代的神經,感應著社會的癥候。而《黃岡秘卷》是他的又一部現實主義力作,將個體幽微的體驗放置在歷史和道德的坐標中衡量,充滿了現實主義情懷。

  施戰軍(《人民文學》)概括出劉醒龍作品的三個特點:一是有“境遇感”,從《鳳凰琴》到《黃岡秘卷》,作品中的現實關懷始終延續;二是有“根須”,劉醒龍小說中的想象和虛構如同觸須從主根中伸展開來;三是有“方圓”,劉醒龍是一位有整體結構、心懷家國天下的作家。

  在與現實的關系上,汪政認為,劉醒龍呈現出來的是行動的狀態:不只在書齋里寫,而是在大地、歷史深處中行走、學習、思考。在作品的現實主義表現上,王先霈(華中師范大學)認為,劉醒龍不做單純的歌頌,而是以文學家審視和批判的眼光,投身到人民所關心的社會熱點中去。

走向經典

  藝術價值與審美價值的標準是托起經典的基石。如果在當代文學的背景中探討劉醒龍作品的意義和價值,毫無疑問,它們正在走向經典。王春林(山西大學)指出,漠視當下文學現實的心態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看到文學經典、小說經典生成的時代正在到來。他還表示,在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命題之下,《圣天門口》也是不容忽視的作品。

  朱壽桐(澳門大學)指出,劉醒龍的作品在思想、文化層面“溢出了”作品本身,他稱劉醒龍的創作是“在峰頂高原上的散步”。陳美蘭(武漢大學)認為“我爺爺”為劉醒龍的創作留下了兩種精神財富:竭盡心靈的堅守和對自然界之謎的探尋。夏元明(黃岡師范學院)指出劉醒龍在“由實向虛”的形而上的思考上做出的努力。賀仲明指出,強烈的本土歷史意識,不斷深入的思想能量和生命體悟是劉醒龍走出“獲獎的魔咒”,在一定高度處于無低谷狀態的原因。

  劉醒龍在閉幕式上深情致辭,回應了研討會中的兩個問題。他表示,對“賢良方正”的堅守是一條路徑: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圣賢,但一定要懂得如何接近圣賢。針對“重復書寫”,劉醒龍做出了對宿命和命運的判斷:和人生、自然難以和解,是宿命,而命運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過程。人的青春期是宿命的,等到真正成熟之后,就成了命運。“重寫”的原因在于把早期的宿命表現重塑為自然命運的呈現。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山西大學王春林教授致閉幕辭,他總結了本次會議對劉醒龍近作的探討,同時指出新世紀文學已經成為當代文學重要的發展階段,我們已可以對新世紀文學進行學理性探討。因此,這次會議的研討與總結不僅是對劉醒龍近作的評論,也是對新世紀文學發展趨勢的討論,展現了當代文學研究與時俱進的自覺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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